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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维舟
在旅游景点题字刻字，在中国也可算是一种国民文化。几乎在每个景点，都不免会发现有人会以这种方式作为自己的旅游纪念，即便是最应守护的景物都不见得会手下留情。
（资料图：2013年10月19日，北京，墙壁被游客涂鸦“到此一游”。CFP供图）
有一次在蓟县的黄崖关长城，我发现很多墙砖上都刻满了字，内容形形色色，除了最寻常的“某某到此一游”，有些怀有地方情结的刻上“天津市”，另些从痕迹和日期上来判断是新近出现的潮流：“I Love You”；还有一位则颇有孟姜女的气概：“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一现象几乎像电线杆上的小广告一样令人反感地到处可见却又无可奈何，直到近几年，一位常州老伯将之带到台湾、更出名的是南京的熊孩子在埃及神庙上也刻字“到此一游”，才算引起海啸般的一致声讨。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中国人为何常常总会手痒去写几个字呢？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文化心理？
在西方，年轻人在公共场所涂鸦也是常有的事，那甚至已发展出一种亚文化来。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便把他们的座右铭“Semper Fi”（semper fidelis，即“永远效忠”）喷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神塔的墙上。照《私人生活史》第四卷的说法，法国人也一样，“在王朝复辟时期，人们开始在枫丹白露森林的岩石和树木上刻下他们姓名的首字母。这些标记一般都是那些地位卑下的人留下的，因为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地球上的伟人们不一样，将不会留下任何线索，于是他们指望在自己死后，能够依靠这些镌刻在树干和石头上的姓名首字母的影响力来使自己永生”。不过这类题写真正盛行的时间并不长，英文里graffiti被赋予“粗鲁的写写画画”这一含义，是从1877年开始的，而表示“漫无目的地涂鸦”的doodle一词，则是1935年起才有的。到1968年，涂鸦文字的喷漆罐乃是巴黎和美国的学生闹革命的基本武器装备。
不过仔细分辨，这其中却又颇有不同。欧美的涂鸦，大多并非文字，更非在景区“到此一游”，而多是在城市公共场所的涂写，常常是为了表示一种年轻人亚文化的愤怒与反抗（1968年巴黎革命的一条著名涂鸦是“Jouissez sans entraves”，可含蓄地译为“全都发泄出来吧”），不像中国式的题字，上至七八十的老伯也有雅兴。大概正因此，1980年费孝通在《访美掠影》提到涂鸦时直接写了“graffiti”一词，并解释：“请原谅我在这里用原文，因为我一时实在翻译不出来。”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显然注意到那是一种很不一样的社会现象。
（资料图：1968年，巴黎，老者注视涂鸦）
中国式的“到此一游”，其历史要悠久得多了。出于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中国人历来对文字看得比图案要重。谢阁兰《中国西部考古记》已注意到，“中国偏重铭文字，而忽视古建筑物及古造像，所研究者，有字之物，其无字之物，皆不注意”。在西方，纹章、旗帜都很发达，以致成为专门的纹章学，但中国却连这也都是用文字的：你在连环画中看到两军对阵，其旗帜上总是“楚”“汉”之类大字，几无可能看到纹章；国外的钱币常多是图案或统治者头像，但中国在近代之前却多只刻文字。西方重视纹章和图案，原因之一是中世纪的人们文盲率极高，但传统时代的中国人虽然识字率也未必多高，却生活在一个汉字的世界里。传统的人文景观，大率都有题字、石刻、碑文、对联，满满的全是文字，且它们本身就是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请文人题字，也历来是一件可称道的风雅之事。在晚明的士大夫家，甚至书法家具上也多有铭刻题字，将之赋予一种文人化的特殊气质。
最早的题字不知起于何时，但据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已有“临行题壁”之举，那展现的自是他的书法。到后来，文人诗兴大发，临壁题诗，常是美谈。连宋江这样做强盗首领的，都要在浔阳楼题反诗一首——在这个新的语境下，体现的就不再仅仅是书法了，还有诗才，故而传闻李白在黄鹤楼看到“崔颢有诗在上头”，也就废然作罢了。
宋朝时此风已盛，陆游《入蜀记》卷三记载在去庐山路上多见题字：“盖吴蜀大路，市肆壁间，多蜀人题名。”据李定夷《明清两代轶闻大观》第二编卷一记，乾隆尤有此癖：“上喜诗词，乘兴所过，凡名山胜迹、佛寺僧寮，恒有御笔之题赐。”诚所谓“作践山水”。甚至去年的“埃及到此一游事件”，说起来也有前例可循：社会学家陈达1935年在吴哥窟发现晚清时华人留下的三首题诗，虽然有些词意欠工、平仄不协，但也算是把这一传统发扬到海外去了。
金庸《天龙八部》中，段誉跌入无量山山洞，忽然动念：“我死在这深谷之中，永远无人得知，不妨在这石壁上刻下几个字，嗯，就刻‘大理段誉毕命于斯’八字，倒也好玩。”于是“在地下拣了一块尖石，便在石壁上划字，可是石壁坚硬异常，累了半天，一个‘段’字刻得既浅且斜，殊无半点间架笔意，心想：‘后人若是见到，还道我段誉连字也不会写，这八个字刻下来，委实遗臭万年。’”这段刻画，虽然史无明文，倒也颇可见中国诸多“到此一游”君的心理，连临死前还想留下几个字（犹如“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做了事总不忘题字纪念），而他所考虑的，也不是破坏了石壁鬼斧神工的自然之景，而是遗憾自己的字写得不够美而已。段氏地下有知，当知后世不乏知己。
到近代外国人入华，对这一中国人习而不察的现象，大感兴趣。俄国汉学家米·瓦·阿列克谢耶夫在《1907年中国纪行》提到，在济南千佛山，“到处都是佛寺和古树，不失为游览休闲的好去处。所有的墙上都写满了不见经传的诗人的各式各样的作品，还有想在此处砖头上留名者的字迹。与俄国和欧洲不同的是，中国的围墙文字不淫秽，也不妖艳，不会让任何人感到不自在。既有粗通文墨者的涂鸦，也有严肃的创作，描绘当地的山光水色和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七言的赞美诗有时布满整个墙面。偶尔阅读这些诗也是一种享受”。——这位汉学家的确对中国文化极为钟爱，对这类题字也不吝赞美，当然，他当年或能看到“严肃的创作”，如今是早已荡然无存。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游，他注意到的则是景区常写着游客们抒发自己情绪的标语口号。在苏州天平山白云寺亭子的墙壁上，“写满了排日的标语：‘诸君，尔在快活之时，不可忘了三七二十一条’、‘犬与日奴不得题壁’……更为激烈的，还有‘莽荡河山起暮愁，何来不共戴天仇。恨无十万横磨剑，杀尽倭奴方罢休’这样的‘名诗’”。民国时期这样的题字，在华山、在榆林红石峡，我也都曾见过，当然，当下的愤青涂写在景区里的就更多了。对于一个泛政治化语境中的人来说，这大概也是很自然的事：他想写点什么，脑海里自然而然就想起了一些政治口号。
与传统时代不同的是：当时识字率不高，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也未必会写，更少出门远游，故而此事虽古已有之，但却是于今为烈。现代中国的城市与景区，已不像古代那样是文字的世界了，像理发店、茶馆、饭店、宾馆、钱庄之类，以前门口几乎无不有对联，但其现代形态则很少会有了，标牌也不大会请人来书写，大抵用个标准美术字体便了。识字阶层是普遍化了，但题字也不再是文雅之事，更非“严肃的创作”，其内容日益粗鄙化，最终变成了对公共空间的破坏。
阮义忠在《都市速写本》中记叙，三十年前，台北整个城市像个大工地，地下道常涂鸦遍布，“台北街头刚刚出现涂鸦时。多半只是简单的英文，比如‘爱’‘自由’‘狗娘养的’等等；无论好话、坏话都与环境不搭，只会造成视觉污染”。也就是说，现代城市中，这类自发的题写，差不多已只剩下负面的意义，一如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说的：“在城市信号系统中，涂鸦至今为止一直意味着社会的底层——色情、淫秽的底层，意味着公共厕所里和空地上那些涉及性器官的、压抑的图文。”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它意味着一种不文明的、不该有的无礼冲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知道国人在埃及神庙刻写“到此一游”后如此怒不可遏的原因，因为那丢中国人的脸丢到国外去了。
这伴随着“文明的进程”、旅游的发展、城市空间的改变而来。据周策纵回忆，在这些都还未明朗的1930年代初，他在衡阳五中时曾去当地最著名的景点来雁塔，发现“塔里墙壁上有很多人题字，如‘某某人到此一游’等，忽然我看到墙上题有‘周鹏翥偕友登临’字样，这乃是我父亲的名字。后来我回去问父亲，他也记不清有没有在那里题过字”。毫无疑问，那位父亲记不清自己的行为，正表明此类行为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习惯成自然，从未将之看得有多严重，但今天，如果有一个孩子向父亲询问同样的问题，只怕做父亲的不免会为自己当年之举感到羞愧和尴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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