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畔人家：明娃

“你在哪儿，快哈河来！”明娃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满满都是兴奋。因为激动，他的语速很快，我听得很吃力。 手机铃音响起的时候，我正浑身酸痛百无聊赖地坐在回老家的依维柯里。正午时分，艳阳高照，头顶的空调声嘶力竭，但车上的人仍然热气蒸腾。 为了表达兴奋，我使劲用草帽扇了扇凝滞的空气，邻座的美女投来感激的目光。
我对着手机大声喊：“你打到大鱼了？可是我在车上——回老家呢！”
明娃有些遗憾，但声音里还满是得意：“五十多斤呢！”他说，“可惜你不能来，莫眼福哦！”
五十多斤？是什么鱼呢？是翘口、黄芥还是胖头？这么大的鱼，他怎么从河里捞上岸的？用网还是钩子？他一个人能从河里扛回家吗？上次，他背着一条四十多斤的鱼，从汉江河边的坡上滚了下来，胳膊还缝了几针。 挂了电话，我在颠簸的车内胡乱猜想。昨天下午在汉江河边，他告诉我说，曾经打过一条长一米五五的鱼，我怀疑他有些吹牛。我知道，今天他是要证明给我看的。
明娃今年已经过了天命之年了。短小精悍，平头，因为常年打鱼，脸上显出了风吹日晒的古铜色，岁月也在他的额头犁开了几道深深的沟壑。他本来是掌舵的艄公，十几年前一直在小河口驾船摆渡，接送来往小河东和古镇之间的行人。没人的时候，就把船停在鳖盖子下面打鱼，有人过河就下水取了锚，撑船送人。船舱里放着个箩筐，过河的都是熟人，大家随便扔些零钱，几分、几角都行，明娃也不看，只忙着撑篙转舵。没带钱的说，二次过河的时候补上，他也总是乐呵呵的说，行啊。有人二次又忘了，他也懒得提。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街坊邻居，过河的都是卖菜的上学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几分几角的事情，难为人家做啥呢。
两千年后，上游修起了宽阔的钢筋水泥拱桥，明娃的船就莫人坐了。明娃从那时爱上了喝酒，每顿饭总要老婆黄毛炒个菜，抿两口。有时候黄毛累了，懒得弄菜，他就着半汤面条也能嘬一口，慢慢的酒瘾就上身了。后来也学邻居出门去打过工，可终究还是舍不下老婆和汉江，两三个月又回来了，在门上打些临工，维持生计。早晚还是去河边打鱼，风雨无阻。
明娃和我们学校紧邻。学校时常有些苦活杂活没人干，这个时候总务处的老吴就会给明娃打电话，明娃也保证声叫声到，从不误事。记得有次春节补课，女生公寓厕所下水道堵了，粪水回流到宿舍里面，整个校园臭气熏天、狼藉一片。找了好几个工人，都说大正月的给多少钱都不干。老吴实在没辙，给明娃打电话试试。明娃当时家里有客，正在喝酒，接到电话后几分钟就急火火地到了学校，二话没说就开始动手，一个多小时后从下水道接头里拽出来一堆乱拖把和卫生巾。下水道通了，明娃却成了“粪人”。从那以后，明娃就成了老吴的救火队员。今年春天，学校清理三义庙前花坛的枯竹和五指柏下的房顶垃圾，问过好多人，都说庙上的活不敢干，怕关老爷拿问。明娃说，没人干的活我来，这是做好事，老爷不会怪的。那几天，我在五楼教室外走廊上看着干瘦的他爬上长长的梯子，在笔陡的屋顶上清扫、拔草，一个人锯碗口粗的窝竹，很为他担心。有一阵子不见明娃来学校，听老吴说，他在家用电锯的时候，锯片飞出来插进脚里，送医院缝了好多针，住了一个多月院。那几天因为学生高考在即，忙得没日没夜，没顾上去看他，现在想起来还有些愧疚呢。
明娃最自豪的事，是女儿在人民大会堂，为国家领导人服务，女婿也在那里做安保工作。他的爱好，除了喝酒就是打鱼。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天一早一晚，都要下河里“过过瘾”，不然吃饭睡觉都不香。
明娃说他打到的最大的鱼是一条黄芥，重72斤。那天早上在坝底，“看到大鱼一翻，赶忙脱衣服下水，撵上大鱼，伸手从鱼嘴进去，一把扣住鳃花，大鱼一下子咬住了胳膊。我到底没放手，差点和鱼一起翻到江底了。”他把胳膊从衣服里褪出来让我看，蚯蚓一样的伤疤还在。那个场面让我想起了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也太惊险了。
这几年国家开展生态环境治理，汉江野生鱼稀罕。明娃打的鱼，大的都送到市场换钱了。小的他几乎不捡，偶尔拿回家喂乌龟和鹅。我去过他家多次，小院里有黑狗黄猫花猪，有三五成群的鸭和摇摇摆摆的鹅，还有爬来爬去的鳖和乌龟，坎边儿上有纤细的花花草草。堂屋放着两个大大的冷柜，里面全冻着大大小小的汉江鱼——他每隔几个周，都会给我提一袋子来，“也不是啥好东西，拿回家给娃炖个汤。”
古镇河畔的明娃，是极平凡的普通人，知道他大名的少，叫得上小名儿的多。明娃不是平凹，小名儿带不出哲理味儿。明娃家庭条件一般，甚至可以说还有些清贫。但明娃不是贫困户，不要政府低保，用自己一双手捞生活，做杂活挣几个小钱，抽十块钱的白沙，喝土产的竿儿酒，偶尔打条大鱼生些惊喜，听老婆话与人为善，知足自适，生活波澜不惊而又有滋有味，算是活得真实自我甚至有些诗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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