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曙明原创丨听读《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听读《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文/杨曙明
或许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缘故,也或许是自身有过“知青”经历的历史原因,这些年来,我特别喜欢阅读梁晓声有关知青题材的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当年我是读过的,时隔二十多年再聆听这部小说,因了播讲人的声情并茂,因了人生阅历比当年初读时又丰富了些,所以我仍旧不免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其实,单就故事情节而言,《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并不复杂,也谈不上什么跌宕起伏。它好似是一部纪实小说,实际上并不是。虽然小说中的黑龙江、哈尔滨以及有些“走资派”是真名真姓,但更多的内容则是作者把“十年浩劫”中,发生在全国范围内的某些荒唐、荒诞和荒谬的片段,有机地与主人公“我”串联了起来,并通过铺陈那些被释放出的人性丑恶,真实再现了中华民族那场史无前例的历史灾难。
“史无前例”当年曾经是文痞们对“文化大革命”增加的前缀,可事实的确是这样。因为但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大都会对当年那些荒唐、荒谬、荒诞的事颇感不可思议,颇觉史无前例,很多人甚至还会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悲感和痛感。说实话,当年那些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黑五类”们的命运固然悲惨,可让我说,普通草民的命运,尤其是红卫兵们的结局岂不同样悲催?他们先是被利用,而后是被抛弃,直到命运多舛、备受磨难之后才算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写照出当年芸芸众生的命运。以收购废品为生的卢叔,因为不经意间收购了破碎的毛泽东石膏像,便被关押、殴打、虐待,因不堪忍受而登高爬梯,并跳进了三十多米高烟囱里身亡;初三学生王文琪,原本是班里品学兼优的团支部副书记,可是因为走火入魔般地想要加入红卫兵,便向造反派们告发了偷听来的,其父对其母说过的私房话,虽然他因此如愿以偿,但结局却是父子反目,亲人成仇,人格扭曲,良知泯灭,并最终不堪重负成了强奸杀人的死刑犯;身背“臭老九”骂名的老师们,为了保全自我,情无可原地利用大字报互相揭发,使得没有被揭发的所剩无几;那位姓艾的数学老师有三个儿子,因为分别取名为艾国、艾民、艾党,因而被“神经质”们分析成为爱(艾)国民党;“我”的哥哥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可他无中生有杜撰的大字报竟让广大革命群众信以为真,致使市公安局遭到围攻;“炮轰派”和“捍联总”两大派性组织,为了捍卫所谓“真理”,竟然真枪实弹地兵戎相见,最终致酿成数十人死亡的血案。虽说这些人和事都是小说中出现的,但在当年,可以对号入座的大有人在、大有事在。十年浩劫不是哪个人的悲哀,也不是哪类人或是哪个阶层的悲哀,而是我们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共同悲哀。

巴金在其《随想录》中有这样一句话让我刻骨铭心:浩劫不是文字游戏,而是真切的历史真实。
重庆有处“红卫兵墓园”,2007年那次山城之行,我曾特意到那里去看了看。当然,此去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为了观赏,而是为了回望历史,并通过回望把那场中华民族的历史灾难铭刻在心里。记得由于墓园不开放,我们还是通过关系才获得了入内的准许。至于为何至今不开放,或许这也是那场噩梦的阴魂至今尚未完全散去的原因。
十年浩劫期间,在“文攻武卫”的迷惑下,重庆曾发生过惨烈的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较大规模的就有31次之多,其中有24次还动用了真枪实弹,致使645人死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选集》的开篇语录,可在那个荒唐混乱的年代,全国上下有几个人能说清这个问题?说不明白这个首要问题的“革命”,又怎么能不演变为“浩劫”?
红卫兵墓园位于沙坪公园内,地处在人工湖岸的缓坡上,紧邻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墓园占地不大,约有3000平方米。墓群坐西朝东,据说是为了表达“心向北京”的拳拳之意。墓园的布局显得颇为杂乱,显而易见是没有规划的随意而为;周遭的围墙据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所垒,目的是为了让其成为相对封闭的空间;墓穴、墓碑所用的青石、青砖等材质都很粗糙,砌垒也绝非能工巧匠的精工细作。墓园里113座墓穴,埋葬着400多人,他们都是1967年至1969年间因武斗致死的红卫兵,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年工人和在校学生,年龄最小的仅有14岁。1985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对红卫兵墓园批示了“三不原则”,即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随后,重庆市民政局为之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据相关资料介绍说,重庆的这处红卫兵墓园,是全国仅存的红卫兵墓群。既是“仅存”,也就是说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曾有过这样的墓地,只是如今没了痕迹而已。
在红卫兵墓园里,最醒目的当是留在墓碑上的那些时代痕迹。“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在红岩岭上,歌乐山巅”;“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置身在墓园内,我心中充满了难言的苦涩,因为面对着那些墓碑,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不是为了民族利益而捐躯的将士,不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献身的先烈,死得其所无从谈起,轻如鸿毛又太过冷酷,瞻仰谈不上,崇敬更谈不上,思来想去,脑海里仅剩下可悲的“怜悯”二字。
在那场灾难深重的十年浩劫中,究竟有多少冤假错案?有多少人牵涉其中?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又有多少人含冤自杀?至今尚无全国范围内的统计数据。假如日后数据能统计出来并公布于众,肯定会是触目惊心的,因为即便是已经披露的零星数据,也足以让人悲痛万分了。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十年浩劫”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领导干部有230万人,占总数的19.2%;其中,省部级以上的“高干”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通报的数据,仅因刘少奇案件之株连,全国就有2.6万件冤案,并有2.8万多人被判刑。据《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的相关报道,十年浩劫的最初两年,中科院在北京的171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人被列为打倒和审查的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科学家多达229名。前不久网上流传有“百名开国元勋的照片”,我从头至尾看了看,其中的绝大多数在十年浩劫中受到过冲击。却不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最先被打翻在地,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陶铸、贺龙,以及政治局委员彭德怀等等,不也都被迫害致死了吗?难怪邓小平在反思“十年浩劫”时,曾讲过这样的话语:“老实,说我们对不起人民。”
十年浩劫曾被冠名为“文化大革命”,可是其对文化的摧残,尤其是传统文化的破坏,却绝非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所能相比。它就像是潘多拉之魔盒,把人性中的自私、嫉妒、贪婪等都释放了出来,从而造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自身酿成的最大灾难。

十年浩劫波及到了各个阶层,殃及到了千百万个家庭,以下是我亲身经历或是亲耳所闻的几件事。
“浩劫”泛起,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大都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母亲所在的济南卷烟厂也不例外。时任党委书记不仅自己饱受摧残、磨难,其幼儿也受到“株连”,以致精神抑郁,终生难以生活自理。另据《济南卷烟厂志》记载,1968年5月23日,原党委副书记朱萍被迫害致死。
当年我们家住在烟厂的西工地宿舍。1967年初,时任历下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的父亲,虽然官职不大,却也未能逃脱被打倒的命运。他因之被关进了牛棚,并有家难回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只是偶尔行色匆匆地回家拿过几次换洗衣服。当他恢复自由的时候,原本还算健壮的身体已经变得瘦弱病喘。也正是那几年被折磨留下的病根,让他在60岁刚过便辞别了世间。
我至今不喜欢吃粗粮,也不喜欢吃地瓜,甚至还不喜欢吃大白菜,原因皆是当年吃得太多之缘故。你想啊,只抓革命,忽视生产;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了,人民岂能吃饱?岂能吃好?历史的真实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十年浩劫作出的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结论,绝不是危言耸听。
1968年的某天,还是小学四年级学生的我,无聊地在教室的黑板上板书了两条标语:向门合同志学习!向门合同志致敬!说来也是巧合,因为就在那天晚上,在我们工业二路小学校门口发现了反动标语。标语的具体内容我不太清楚,可因为我板书在黑板上的字体与“反标”相似,因而成了“嫌疑犯”。第二天上午,班主任陪着两个陌生人找到我。他们先是问了问我的情况,而后又让我在黑板上板书了“毛主席万岁”等。母亲下班后回到家对我说,那天也有人找到她了解情况,并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她。此后这件事便没了动静,也没有人为此再找过我,估计是我的嫌疑被排除了。
说起“反标”又让我想起另一件事。同样是1968年的某天,烟厂幼儿园的一名孩童回到家中,说了一句“打倒毛主席”。家长很是惊愕,连忙问孩子谁教的。孩子不懂事,懵懂之下说是幼儿园的张阿姨教的。那位家长听后二话不说,立马报告了厂领导。张阿姨是我的街坊,慈眉善目且和蔼可亲,当年我们都把她亲切地称呼为张娘娘。第二天上午,张娘娘就被带走了,先是被关押在烟厂的禁闭室接受审讯,几天后便被押送进了济南看守所。后来,或许是因为孩童的话当不得真之原因,因为当年“毛主席万岁”和“打倒刘少奇”两句口号震耳欲聋,孩童弄混了也有可能,因而一年多后张娘娘被释放,但她为此丢了工作,直到“文革”落幕之后才被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季羡林先生在其《牛棚杂记》的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十年浩劫的“所作所为之残酷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广,前无古人。”噩梦醒来是早晨,但愿我们不要忘记那场噩梦,或许这也是梁晓声、巴金、季羡林们和我这个小人物时常回忆并书写和补记那段历史的动机。
【作者简介】杨曙明,祖籍沂源的济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历下区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有《岁月无痕》《流年似水》《心路不觉远》《凝固在记忆里的时光》《光阴的印记》《我的父亲母亲》《历下名士寻踪》等九部散文集,《有话明说》《话由明说》两本时评专著;曾为《齐鲁晚报》“有话明说”的专栏作家;主编有《济南的味道》《历下倾城》《诗意历下》《历下民间故事》等书籍;曾获得过冰心散文奖、齐鲁散文奖、泉城文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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