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寤?童道 《闯荡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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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十三岁。因为文革开始,我们成为了中国教育最奇葩的一代。我们六年级毕业,暂时不能升中学,就呆在小学里,成为七年级。小学七年级,还是小学生,而文革时不准小学参与文革,所以我们是最逍遥的一波人了。有个好事的同学,通过家里弟兄,得知我们大学路小学附近的三十九中学,有个井冈山红卫兵组织,为了扩展,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井冈山挺进队”,专门招收小学七年级学生。于是,我们就报名参加了。当时参加的目的是为了能参加大串联,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正好能赶上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我们班的十个同学,一起到三十九中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开了介绍信,挤上了火车,向北京奔去。
火车上真是无立錐之地,通道、座位下,乃至厕所里,挤满了人。我是身材最小的一个,大人们看我站的实在太困了,把我举到行李架上,我一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大人们笑话我说,我从行李架上掉下来,摔在他们头上,居然没醒,他们又把我举上去,我又接着睡了。在北京,我们住在西苑招待所,是部队的地方。等了五天,才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等到了毛主席接见。毛主席是乘敞篷吉普接见我们的,我们在长安街夹道欢呼,我因为个子矮,被安排在最前排,所以看得很清楚,我眼睛一直盯着毛主席,其它的还有谁我根本没看见,我喊毛主席万岁,嗓子都喊哑了。毛主席过去之后,其它同学说,看见刘少奇在毛主席身边,我居然根本没有看见。这次经历使我终生无憾,终生骄傲。毕竟,生在那个时代,亲眼见到了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人,我至今也坚信自己是时代的宠儿,恐怕中国多少万人中才会有一个有这样的幸运儿吧。我们从北京回来,又传来了毛主席号召红卫兵学习红军,步行长征,互相串联的消息。激情未消的十个同学又去三十九中搞介绍信,要步行长征去井冈山。这次井冈山红卫兵总部不敢出介绍信了,恐怕是担心小学生出事吧。这时,我已经心野了,收不住了,一心就想去井冈山。没有红卫兵组织介绍信,出去是没有人接待的,怎么办?于是,我拉着大家去校长室,强烈要求允许我们七年级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校长说,小学生不能搞红卫兵,上面有文件啊。我说,我们不是小学
生,我们小学已经毕业,你不能阻止我们闹革命,阻止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学红军,去长征。也许是我们上纲上线了吧,校长居然批准给我们五元钱,用来刻图章,做袖章,做红旗。很快,青岛大学路小学八一红卫兵成立了。为何叫八一红卫兵,可能是因为长征是红军的行动,红军就是八一产生的;也可能我父亲是军人,我内心有军人情结吧。接下来,就是要长征去井冈山了。十个人都兴高采烈的回家告诉父母,要长征去井冈山。约定了一个时间,到学校集合。到了集合日,十个人都去了集合点,但是,只有我和一个叫张永明的同学背着背包,揣着钱和粮票来了,其它人都说家里不同意,不能去了。张永明一看这情况,说自己也不去了吧,我可急眼了,说既然出来了,我可没脸回去,两个人也要去。张永明看到我那么坚定,就妥协了,于是,我们两个十三岁的红卫兵,踏上了长征路。至今我还是心怀对爸爸的崇敬。没有爸爸的支持,就不会有我的长征,爸爸一直是很严肃,对孩子们向来不苟言笑,我一直敬畏他。但他是军人,所以我相信他会支持我的勇敢行为。爸爸说,要去,就要坚持到底,不然就别去!我说,当然会坚持到底,不到长城非好汉!那次长征,历时十八天。我和同学加战友张永明,都是十三岁,组成了两个人的队伍。我们第一天才走到胶州,张永明的脚就起泡了。他哭了,说想回家了,我就是不同意,我说红军长征时不都是要打泡的吗?我说要回去,你自己回,我一个人走。他犹豫再三,还是一瘸一拐的跟我走了。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娇生惯养才不能走路的,后来我们在路上认识了串联的三个烟台水产学院的大学生,听他们说了我才明白,张永明是平脚板,因为脚接触地的面积大,所以受伤也大,才容易起泡。此后,我开始照顾他了,耐着心慢慢走,一天大概走个三、五十里地。记得过了连云港有一个村子,晚上住在接待站,工作人员告诉我,下一个村子要走一百零八里,中间没有村落。我们一大早四点就起身赶路了。那天才叫惨哪,我搀扶着他,真就像电影里演的红军长征的样子。路上有四次遇到往同方向去长途车,司机看到我们那么小,走路又一瘸一拐,主动停下来,让我们上车,要捎我们过去,我们都拒绝了。严格的说,是被我断然拒绝了。其实张永明每次都会可怜兮兮地期盼的看着我,我知道他是希望我同意上车啊。可是,上了车还叫什么红军精神呢!毛主席的红卫兵这点苦都吃不了,还能革命吗?我们一路唱着和那三个烟台大学生学会的新歌——《战士歌唱东方红》,真的就有了走下去的力量。现在想想,精神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一直很相信毛主席的哲学:人是要有点精神的!那天,一直走到半夜十一点才到了那个村子,村里的狗都出动了,在村口围着我们狂叫,却不咬我们,我们坐在那里,不敢动,又累又饿,两个人一起哭了。不久,村里接待站的人闻声赶过来了,把我们接进村里,做了热饭让我们吃了。然后我们在这个村睡了一整天,又休息了一天,才又上路了。这个村子是我永久的记忆,叫桃花村。
再后来,大约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我们终于走到了南京,真的是靠两条腿走到的。在南京接待站,一个礼堂,一百多人睡草垫子,打地铺,所有的红卫兵都很兴奋,互相交朋友,留地址。在南京,我们两个第一次洗衣服,才发现我一直揣在胸口的口罩里,满满的都是虱子,自己看了都吓一跳啊,把口罩扔了,把衬衣找开水烫,在棉袄里捉虱子,忙了一整天,第二天才有心情出去逛街了。在南京的小吃里,记忆最深的是赤豆羹,一种用红豆和糯米小圆子熬的粥,甜的,真好喝。大概是第三天吧,接待站的负责人郑重传达了中央文件,要求学生们要复课闹革命,接待站统计了每个人的居住归属地,并发给了回去的车票。有个年龄大一些的青岛的红卫兵告诉我们,青岛1.22夺权了,杨宝华当革委会主任了。就是那个时间,我和战友张永明回到了青岛。我的长征结束了。爸爸板着脸听我讲路上的故事,妈妈、弟弟、妹妹像是听神话一样听我的长征。我知道我爸爸是为我的这次长征骄傲的。因为后来,爸爸带我回荣成老家,他在和老家亲戚喝酒时,说到了我:这小子,行!十三岁就敢和另一个同学两个人出去长征,要到走到井冈山!我从爸爸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得意。后来,我听同学张旗说,我在长征期间,妈妈曾让弟弟把张旗叫到家里,问他知不知道我走到哪里了。那时候的我,把离开家,不想家,没给家写信,当作英雄行为呢。现在明白了什么是儿行千里母担忧。那次长征,究竟给了我什么?我想,是给我了一种精神,一种勇敢,一种坚韧。从那时起,我就认为我是大人了,我可以独立地面对这个世界了。毕燎原2014.11.12我的手机2019/8/2622: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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