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建斌/父亲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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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4期|
父亲泪
文/辛建斌
今年，我的父亲已经79岁了。
我常常想起父亲，梦见他，夜里醒来，竟泪流满面，我就坐起来，点燃一支烟，呆呆地望着窗外西沉的一勾残月，难以入眠……
父亲的一生就像黄土一样让人难以表述，他那平淡琐碎而又使我流泪的往事犹如破损的残片，断断续续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一
父亲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大家人身上衣裳口中食，他进终南山挑炭，到西安去卖，俨然一位卖炭翁。有次，正遇日本鬼子扔炸弹，父亲竟无法躲避地跳进了污浊的护城河，险些淹死。
村上老人曾给我讲过，1946年，父亲逃壮丁被抓回，竟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惨景。
二
解放后，父亲是新社会积极拥护者，是村上最早入党的人。为了搞互助组、合作社，他带头将我家的一个柿子园捐献给了集体。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他把家里的方桌、凳子以及一切可用的家俱也全都义无反顾捐献出去，他是社会主义的狂热追随者！
三
1964年的社教运动，父亲和村上所有干部，包括记工员、磨面员、电工等等全都被打成了“四不清干部”。
记得我去给父亲送馍，他们被关在饲养室的马圈里，守在大门口的工作组组员不让我进去，里面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哭声，后来，便听说他们曾被吊起来拷打，以致屈打成招。
就在那时，父亲得了夜游症，我那小脚的母亲跟着他，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跟着母亲，在门前的大沟道里转游，两旁一蓬蓬蒿草怪兽似的；崖畔上死者的磷火在狂奔，猫头鹰凄惨的叫着；远处，偶而传来野狼的孤嚎；天上没有月亮，一颗颗流星悲壮地陨落……
有一天，父亲被放回考虑问题，他提着粪笼，拿着粪钗出了门，母亲就让我跟着，我们一直走到了田野的深处，父亲就訇然倒下，委屈抽泣，泪如泉涌，父亲这些一心跟党走的人如今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划为革命的对立面时，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无法超脱，就像无法离开黄土地，他们土生土长纯正而脆弱的灵魂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父亲抽泣揪断心肠，父亲的泪水冲刷出满脸的皱纹，浇灌着谢顶四周的头发变白……残阳西照的时节，我们向回走，走到能看清村头那光秃秃的古柳的时候，父亲却踌躇不前，他静静地望着没有炊烟的村庄，其眼神充满了恍惚、酸楚和恐惧。我们围着村南的一座唐朝的大冢转了几圈，便登上大冢，北边遥遥相对的是闻名华夏的大雁塔，南边是嵯峨的秦岭，它沉默了几千年，在沉默中显示着它永恒与伟大的存在……天色似墨，我们终于走进家门，院子拉着灯，我母亲、哥哥、姐姐眼睛红肿地坐在坷台上，一工作组组员在那里踱步、训话……
社教运动以给父亲他们“四不清”每人划分5000元“退赔款”而仓促告结，在其后每个劳动日才值9分钱的年代，父母他们整整苦役了十多年，而分文未取。我以为，劳动者在创造劳动成果的同时又享受着劳动成果，那是幸福的；而劳动者创造了劳动果实却被剥夺了分享的权利，便是奴隶！就这样，我们家竟过了十多年的奴隶生活，这是一件多么荒诞而又真实的事情。一想起那十多年的日子，我的心头就布满了一片阴影，一片永难消散的阴影！
父亲的腿病就是那场运动打下的烙印。
由于家人严格看管，终于遏制住了父亲走向地狱的步履。但压抑而又无法渲泄的委屈冤枉之气，竟慢慢地在他右腿弯处凝聚成了一个拳头大的疙瘩，使他行走不爽，无法蜷曲，但他咬着牙关熬过了两个年头而未去医院，后来，为生产队挖土，被崩塌的土崖拥倒，躺在床上，疼痛难忍，才被送进医院，割去了腿上肿瘤。出院后，医生叮咛最少得休息半年，可父亲两个星期后，就拽着铁锨，一瘸一拐地走向那七沟八梁的土地，上工了……
四
那时，文革已如火如荼，大队广播上喊：谁不加入他们的红色造反派，就是反革命！父亲就随一伙人去大庙领回一个红袖套。可看着这帮造反派不劳动，整天整夜地批斗人，父亲就脸色难看，他把红袖套从胳膊上抹下，摔在那个造反派头目的面前，声明：我退出你们的组织！这个头目骂一声我父亲：你这文革的叛徒！父亲也不分辩！扭头就走。父亲不善言词，但是用庄稼人倔犟的眼睛去感觉这个社会，用心灵去辨别是非……大街上，他看到我二哥与一个小伙子各用毛主席语录进行辩论，他就一个耳光把二哥的鼻血打了出来，也从此把我们全家打出了这个运动之外。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少有的强硬，但那时，他一直忧心忡忡……
毛主席号召：养猪业必须有个大发展！父亲就去为生产队养猪，队上缺少猪饲料，父亲就每日带着我去打猪草、割苜蓿，在空旷苦涩的苜蓿地里，父亲落寞地唱着秦腔：“刘彦昌哭得两泪汪，怀抱着娇儿小沉香……”唱词单调，而哭音九曲回肠……秋天时分，我提着担笼，跟着父亲，翻地下遗漏的烂红苕，烂红苕易霉变、腐坏，父亲就每天切红苕、洗红苕、煮红苕给猪吃，养得肥猪满圈跑，可我父亲双手中了毒，皮肤就像腐烂炸裂的红苕，从此落下了手疾，至今手指萎缩，蜷曲艰难，左手不能端碗捉筷。
五
我中学毕业，参加高考不及，可分数贴近录取线，是否再考？父亲的态度从支持动摇到最终反对，毕竟挣工分糊口是头等大事。就在这当口，我的母校夏殿学校来大队点名要我去学校当工分教师，可大队书记却推荐他的一个侄儿去，被学校拒绝。这个书记曾是我父亲早年介绍入的党，我母亲就让我父亲去说情，可在我们兄弟姐妹生活出路上，父亲是从不操心的；在我和母亲的苦苦乞求下，便对他的小儿子破了例；但他的求情被大队书记拒绝了！那时，我们都认为父亲是世上极无能、极窝囊的父亲，难怪我家几十年来在村上一直受人欺负。现在想来，倒有点对不起父亲，老实巴交出名的父亲在这件事前后，内心一定是极痛苦和羞耻的，是我伤害了他。
那次求情失败，父亲的态度有了变化，他似乎也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便寄希望于后代，在对待我考学问题上，父亲终于与我母亲站在了一个立场，家里再艰难，也要供我再考一年。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时，我就是抱着如此悲壮的心情去韦曲二中参加补习的，长时间不曾回家，父亲就捎话叫我回来。他看护队上豆角地，我远远就望见他被沉重生活驮弯了的矮小的背影，我忽然觉得父亲老了，我叫声“大”。父亲拧过身来，他的眼睛就红了，说声：“俺娃瘦了。”泪水就顺着他沟壑纵横的脸上流淌，泪珠很大，很多，一直流落到脚下的土地。他掏出两元钱给我，用他身上仅有的两元钱表达了他对儿子博大的爱心，一时，我们都不知说些什么，就抬头去看眼前那起伏的麦田，那是一片深情的海洋，那是一面飘荡的旗帜，那是一片绿色的希望……
我上大学那阵，是个解放思想矫枉过正时期，抨击不正之风阴暗面，必慷慨陈词，言语过激，我说：“现在和旧社会一样！”父亲说：“若是旧社会，你能上大学吗？早被抓壮丁了。”我一梗脖子：“若被抓了壮丁，说不定我也有三五个人马七八条枪，上梁山，造反咧！”父亲说：“你胡说！”一板凳就将我砸出门外。
昭雪平反的日子，父亲却出人意料的淡然，乡亲们还不宽余，大队退给咱的钱，咱们分文不要！但他要的是名誉，所以，公社为他们开了平反大会，还包了一场电影，以示庆祝，岁月太伟大了！
大学毕业后，我学着给报刊写了一些能铅印的文字，就拿回家，父亲竟将报纸长久置于方桌最庄重处，我发现无人时，他常拿起我的文章，很吃力的阅读，使我汗颜不已，心惊胆颤……
今年春节，儿孙满堂为我父祝酒，父亲说：“这日子来得不易，你们可要珍惜！”说着，一颗浑浊的眼泪就落进了手中的酒杯。母亲说：“你大一个农民，把你们拉扯成人，难啊！”哥哥认为：父亲当了十几年生产队麦场场长，把父亲累坏了。我就说起父亲在大雪天跛着腿从长安县步行到西安城，为我送棉衣、送干粮的情景，全家人潸然泪下…..
明年，是父亲的八十大寿，可父亲己举步维艰，关节僵直，耳背迟顿，常犯糊涂，偶尔架着拐杖站起来，也是伴着他那微弱而又沉重的脚步声，走向房子的后门口，看红日初升的喷礴，丽日中天的光辉，残阳如血的燃烧……
１９９３.7.３０
作者简介辛建斌：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市作家协会理事，咸阳市职工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秦都区作家协会主席，《渭水》杂志执行主编，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已先后在省内外200余家各级报刊发表新闻作品5000余篇、文学作品2000余篇，其中散文《天山雪莲》被选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新编大学语文》。并出版文学著作八部。其作品多次在全国、省、市获奖，受到文学评论界多次评论与新闻媒体报道。
编辑︱赵晓萍
审稿︱洪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