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变异、变迁的东方解释

权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社会中每个人的回答也许都不尽相同；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处于社会中的不同位置时的回答也未必一致。爱之者，无以复加；恨之者，咬牙切齿。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权力具有两面性，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权力既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必须，也是破坏社会秩序元凶。生产力的发展在不断扩大权力的威力和有效性的同时，也在相应地增强权力可能带来的破坏力。这是人类本性使然，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当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权力不再是唯一维系人类社会运转的主线，以一般等价交换物为基础的资本也可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这个星球上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社会制度形式。
与西方主流世界不同，在传统中国，早在历史出现之前，非物质的形态，如知识、道德等就成为了维系阶级社会运转主线的组成部分，以德治国、以礼治国成为了统治阶层制度创新的标志，这也是传统中华文明一直屹立于世界最优秀民族之林的核心缘由之一。但人们能够认识是一回事，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又是另一回事。中华帝国时代的改朝换代一次又一次验证了这个知易行难的常识。
让我们看看明亡清兴之际，清醒者再一次前瞻性的解释吧：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局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日：“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原君，明夷待访录，黄宗羲
由此可见，比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更早，黄宗羲总结的东方思维框架下的权力来源论，揭穿了一切妄图利用大众的信任得到的权力谋取私利者的画皮，这是对明亡清兴天才般、入木三分、直逼核心的反思，也是对后世执政者的现实提醒。
由此可见，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不是中华文明的缺憾，更不表示中华文明落后，恰恰相反，这表明中华文明的发展已经让低层次的资本主义在传统中国社会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只能另辟蹊径，这是历史的必然，不是少数几个领袖人物或先进集团可以轻易改变的。能够把握大势，认清形势者，就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妄图改变历史规律的，往往都成为了历史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