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广、严维哲 | “徐魏之争”：南北文学理念的碰撞与传衍

【摘要】徐陵与魏收，作为南朝与北朝文学的代表，两人之间的冲突值得关注。徐陵将魏收的文集沉江，称“为魏公藏拙”；魏收则讽刺徐陵为“亡国之才”。这不能简单地用文人相轻予以解释，实则冲突背后潜藏着两人所代表的南朝与北朝文学观念和文学高下之争。魏收与徐陵文学观念的主要差异表现为：理与情、雅与艳的对立，功利与审美的对立，模拟与新变的对立，在对宫体诗的态度上对立尤其尖锐。“徐魏之争”是南北朝文学观念冲突的标本性个案，一定程度影响了魏收族弟魏征在《隋书·文学传论》中对于宫体诗的评价，对唐代文学的观念和创作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考察我国中古文学从永嘉南渡以来的南北分流到唐代走向合流期间的对立、消长和融合提供了一个窗口。
【关键词】徐陵；魏收； 徐魏之争； 南北文学交流
【作者】李定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240）；严维哲，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0）。
徐陵与魏收同为南北朝时期文学大家，各自是南朝和北朝的文坛领袖。徐陵在南朝与庾信并称“徐庾”，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有“一代文宗”之美誉；魏收在北朝，与温子升、邢邵齐名，并称北朝“三才”，有北朝文学“师匠”之美称。然而正是这两位南方与北方文学领袖人物之间，演绎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徐魏之争”。这场“徐魏之争”一直以来仅作为文坛趣事被提及，实际上它绝不仅仅是文人相轻式的个人冲突，更有深刻的文学史意义。
一、“为魏公藏拙”公案与南北文学高下之争
在南朝与北朝对立时期，总体上说，北朝文学是学生，是模仿者、追赶者，对于南方柔橹声中的清词丽句，他们往往带着欣羡的眼光，遥遥南望，能够交流一二，是幸运也是荣耀。但北朝文学的领袖人物其实并不自卑和服输，而以“老师”自居的南方文人也未必瞧得起“学生”的作品。北魏济阴王元晖业曾极力夸赞北朝文学名家温子升：“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认为温子升的文学水平在南朝诸名家之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盛唐笔记《隋唐嘉话》里的记载：
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
魏收在徐陵南归之时，将自己的文集交付徐陵，“令传之江左”，说明魏收作为北朝文人，对自己的文学才华极为自信，试图通过此举，使自己的作品在南朝得到更多的肯定与传播。而徐陵将魏收文集“沉江”的过激举动，则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对于魏收作品的不屑与否定。
但后人未必认同徐陵“为魏公藏拙”这一看似爱护魏收的“仁义”说辞，对于徐陵此举大多不予认可。如明人王世贞云：“昔人得魏收文，辄投水，曰‘吾为魏公藏拙’。此非真爱魏公人也。”胡应麟《诗薮》进一步分析曰：“魏收‘临风想玄度，对酒思公荣’，‘尺书征建业，折简召长安’，不事华藻，而风骨泠然。徐陵欲为藏拙，文士相倾语耳。”认为徐陵是出于文人相轻而做出“沉江”之举，有不满徐陵心胸狭窄的意味。而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条材料乃唐代小说家言，不尽可信，却又认为是符合当时的时代风气的。如唐长孺先生就说：“刘小说家言，不尽可信，但却反映了庾信、徐陵对北方文人的褒贬为当时北人所重视，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周一良先生指出：“这些可能是带有夸张性的故事传说，然而反映当时的倾向是可以肯定的。”钱锺书先生则认为“（此事）亦征南风之竞而北风斯下矣”，证实了南朝文学的优势地位。
其实，徐陵与魏收的直接交锋并非只此一例。《南史·徐陵传》载：
太清二年，（徐陵）兼通直散骑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齐文襄（高澄）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
魏收首先发难，但徐陵“纵横有口辩”，予以还击。最后高澄以魏收失言，“囚之累日”。从徐陵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徐陵以南齐王肃至北魏“为魏始制礼仪”类比，表现出对南朝文化极其自信，在心理上有着天然的优越感。从这段记载徐陵与魏收相互讽刺看，二人可能存在矛盾，这与徐陵将魏收文集“沉江”一事不无关系。
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徐陵的“沉江”是仅仅针对魏收的文学创作而言，还是表达了对整个北朝文学的轻视？
如果审视徐陵与北朝其他文士的交往记录，足以证明徐陵对于许多北朝文士“个人”并不排斥，甚至不吝溢美之词。徐陵在北方羁留七年时间内，与许多北朝文士有过很好的交游。比如与裴让之兄弟、杨愔、陆卬等人，都有过诗歌、书信的交流。北方文人也对于徐陵极为推崇，如裴让之《公馆燕酬南使徐陵诗》中有“异国犹兄弟，相知无旧新”的句子。徐陵南归之后，北齐尹义尚有《与徐仆射书》，对徐陵在北方的影响，称赞有加：“日者谬忝后车，陪游上国。曾观礼乐，见季子之知音；经奉侍言，嗟郑侨之博物。如军书愈疾之制，碑文绝妙之词，犹贵纸于邺中，尚传声于许下。”徐陵晚年写的《与李那书》里更是对北周文人李昶的作品大加赞赏，他说：“敬析名作，获殷公所借《陪驾终南入重阳阁诗》及《荆州大乘寺宜阳石像碑》四首。铿锵并奏，能惊赵鞅之魂；辉焕相华，时瞬安丰之眼。”
从这些材料都可以看出，徐陵与许多北朝文士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陈书·徐陵传》评价徐陵“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尝诋诃作者。其于后进之徒，接引无倦”，可知徐陵为人亦非骄傲自大之辈，对于后辈文人尚且“接引无倦”，那么对于同年龄的魏收为何如此菲薄？魏收在《魏书·自序》中提到自己“又敕兼主客郎，接萧衍使谢珽、徐陵”，可见魏收从内心深处对于接待徐陵这段经历还是比较看重的。那么，魏收的诗“不事华藻，而风骨泠然”，何以不为徐陵所重？看来，所谓“吾为魏公藏拙”的“沉江”之举似有超出个人之争的深层次含义。
再看魏收，作为北朝文学的代表人物，即使在南朝也有较高的文学声望，决非平庸琐屑之辈。早在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539），魏收以兼通直散骑常侍的身份，与王昕一同出使梁朝，以辞藻富逸为梁武帝所称赞：“卢、李命世，王、魏中兴，未知后来复何如耳？”徐陵在南方不可能不知道魏收的才华已经为萧衍所赏识。只是由于魏收外交身份的限制，两人未能有长时间的交流，而徐陵被羁留北方七年，则提供了两人充分交流的机会。在交流的过程中，正因为两人分别是南朝和北朝文学的最高代表，南北文学观念的差异和对立集中爆发，碰撞和冲突因而不可避免。最终导致了魏收讽徐陵为“亡国之才”，而徐陵以“为魏公藏拙”为理由，沉魏收之文集于江。
由此可知，徐陵与魏收的矛盾冲突，不只是文人相轻式的个人之争，实际潜藏着两人所代表的南朝与北朝文学观念和文学高下之争。
二、“徐魏之争”的文学表现及其因由
“徐魏之争”主要因为二人的文学观念反差较大，而两人文学观念的主要差异，正可以视为南朝与北朝文学观念差异的标本性个案。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
其一，理与情、雅与艳：魏收、徐陵文学思想的对立。
魏收重“理”，他的文学观主张“理”“气”并提，终归雅正。魏收在《魏书·文苑传序》云：“夫文之为用，其来日久。自昔圣达之作，贤哲之书，莫不统理成章，蕴气标致。其流广变，诸非一贯，文质推移，与时俱化。”将理、气并举，强调文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对于“气”的重视，是对曹丕的《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的继承。魏收还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归于“雅正”，他在《魏书·自序》中也称自己写的《南狩赋》“终归雅正”，可见魏收的文学思想以“理”“气”“雅正”三者为主要组成部分。
徐陵的文学观是重“艳情”而轻“雅正”。他的选诗标准是“曾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谓其上不及《雅》《颂》等作品，下不至《风》的俚俗。言语之间，认为所选诗歌，仅供娱乐，无需攀附雅颂。他和魏收交流之时，刚从梁代盛行的宫体诗文化氛围中走出，尚未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重视艳情诗，是很自然的。王运熙、杨明先生认为：“六朝人称颂文章，即使一般文学，也每称为‘雅颂’，徐陵却明言这些艳歌只供娱乐而已，当然不能忝列于雅颂之流。语气中似流露出艳诗自有其用处，无须高攀雅颂，也不欲跻身雅颂的意味。”
其二，功利与审美：魏收、徐陵对于文体认知的对立。
从两人文集的目录中可以看出两人文体选择的差异，即魏收重实用与功利性文体，而徐陵重娱乐与审美性文体。即使同一种文体，也能显出这种取向差异。这里不妨以赋为例。魏收对于赋这一文体的地位和功用极为推重，认为赋的地位和功能不是章、表、碑、志等文章可比：“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他在《魏书·文苑传》中梳理永嘉以前文学历史，对于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这些辞赋作者最为推崇：“淳于出齐，有雕龙之目；灵均逐楚，著嘉祸之章。汉之西京，马扬为首称；东都之下，班张为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陆机则晋朝之秀，虽同时并列，分途争远。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灭。”而从魏收的赋的创作情况来看，确是承接汉赋的讽谏传统的。《北齐书·魏收传》记载：“孝武尝大发士卒，狩于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时天寒，朝野嗟怨。帝与从官及诸妃主，奇伎异饰，多非礼度。收欲言则惧，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赋》以讽焉，时年二十七，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帝手诏报焉，甚见褒美。”可见是发扬了汉赋以功用论为主导的传统。其《皇居新殿台赋》也是颂圣应用之作。
而徐陵对于赋这一文体，未见发表意见，但从他今存唯一一篇赋作《鸳鸯赋》中，不难看出其对于赋这一文体的“审美”态度。《鸳鸯赋》是一篇咏物赋，而汉魏六朝的咏物赋除了“审美”的功能外，并不负载讽谏、颂扬等政治的或社会的功能。尤其是《鸳鸯赋》中的许多句子，都用七言诗句式，且具备唐人近体诗的声律之美，这在整个南朝赋作中也极为罕见。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载：“徐陵《鸳鸯赋》云：‘山鸡映水那自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合会，无胜比翼两鸳鸯。’黄鲁直《题画睡鸭》曰：‘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语点化之，末句尤精工。”宋人作诗居然能基本照搬徐陵赋作的句子，其格律化的程度可见一斑。其赋的最后几句：“闻道鸳鸯一鸟名，教人如有逐春情。不见临邛卓家女，祇为琴中作许声。”其格律基本也与近体诗的七绝相一致。
其三，模拟与新变：魏收、徐陵对文学创作态度的对立。
模拟与新变，是南北朝时期两个对立的创作思潮。北朝文人更多模拟，南朝文人更多新变。魏收在具体创作中模拟南朝前辈任昉。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说：“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征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又《北齐书·魏收传》记载：“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
徐陵主张“新变”，在《玉台新咏》的序言中就多次提到“新曲”“新声”“新制连篇”“属意于新诗”。徐陵的父亲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梁书·徐摛传》），徐陵受父亲影响自是当然。再者，徐陵和萧子显都是萧纲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萧子显有著名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主张，无疑会对徐陵的文学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北方魏收、邢邵等模拟的文风，在提倡“新变”的徐陵眼中，是北朝文人对于梁初文坛不良风气的拙劣模仿。
徐陵、魏收对文学创作的不同态度还集中体现在对沈约的评价上。沈约是南朝新变派的代表人物，“永明体”的创始人，倍受齐梁文人的尊崇。徐陵在《玉台新咏》中收录的沈约的诗歌高达四十首，足以证明他的态度。徐陵在诗歌创作中努力遵循沈约所倡导的“四声八病”。从徐陵现存的诗歌来看，他可以作出完全规避八病的诗歌。有人从声律上将徐陵与沈约的诗歌作品进行了比照，得出的结论是“徐陵比沈约更能避免前四病；而在前四病中，徐陵比沈约更注意避免平头、蜂腰二病。……徐陵对后四病的重视程度却不及沈约。”而魏收评价沈约云“我视沈约，正如奴耳”。又《三国典略》记载：“魏收言及《沈休文集》，毁短之。”魏收不屑沈约等人新创的“永明体”，其诗歌自然不讲声律。而魏收对沈约的反感，实质上是沈约作为“新变”派代表人物与魏收的重模拟的创作实践相抵牾。此外，北朝在经历了孝文帝的改革之后，南方的文化被视为一种象征与标杆，但北朝人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突出自身作为“中华”正统的意识。就魏收个人而言，其文学虽然师法江南，希望得到南人的肯定，又期许自己代表的河朔文人超越江南，故通过贬斥南方新变派代表沈约来彰显自己的价值。
三、“徐魏之争”的焦点：对宫体诗的态度
“徐魏之争”最尖锐、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对宫体诗的态度。徐摛、徐陵父子的宫体诗在南朝虽也曾遭到一些批评，但并未影响到他们的宫体诗在南朝的主导地位。从徐陵的人生轨迹上来看，他对于萧纲、萧绎是充满感情的，他的家族也和萧氏家族密不可分，一损俱损。徐陵自己不会认为导致梁朝衰亡的原因是宫体诗和轻艳的文风，他所编《玉台新咏》选宫体诗代表人物萧纲的诗最多，就是明证。《玉台新咏》所收诗也被唐人看作宫体诗的代表而称为“玉台体”。此书基本不选北朝诗歌（除了由南入北的庾信等人），仅收邢邵一首，当然不会选魏收的诗。而魏收则以北朝文学领袖的立场给予南朝宫体诗以最尖锐的批判。据盛唐丘悦所著《三国典略》载：
齐主尝问于魏收曰：“卿才何如徐陵？”收对曰：“臣大国之才，典以雅；徐陵亡国之才，丽以艳。”
“丽以艳”与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将宫体诗自称为“艳歌”以及史家所称“轻艳”含义相近。魏收认为这种艳丽的风格是一种靡靡之音，是导致亡国的诗风，真正的昌盛的国家的文学风格应该是有宏大典雅的气度的。值得注意的是，魏收是以一个北朝文学代表作家的立场，对北齐君主说出这样的话的，在当时必定产生较大的影响。
魏收的这种观点到唐代得到了有力的响应。唐初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说：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道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魏征在《隋书·经籍志》中又说：
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
魏征给宫体诗“亡国之音”的定位，成为后来文史学家对宫体诗的基本评价立场。而撰写《隋书》的魏征，恰恰是魏收的族弟。《旧唐书·魏征传》载：
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父长贤，北齐屯留令。
《北史·魏长贤传》载：
魏长贤，（魏）收之族叔也。……孝静北迁，亦徙居邺。博涉经史，词藻清华，举秀才，除汝南王悦参军事。入齐，平阳王淹辟为法曹参军，转著作佐郎。更撰晋书，欲还成先志。……武平中，辞疾去职，终于齐代，不复出仕。周武平齐，搜扬才俊，辟书屡降，固以疾辞。卒年七十四。贞观中，赠定州刺史。子征。
尽管魏征出生的时候，魏收已经去世八年了，但是魏收作为北朝文学的代表人物，必然会是家族中的杰出代表而被传颂。他对于南朝文学的看法，对徐陵及宫体诗的评价，态度鲜明，必会在家族内部流传。由此对魏征产生影响，是不足为怪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能从魏征对于南朝宫体诗的激烈批判的言语中，读出隐藏在背后的魏收对于徐陵的态度。
其实，魏收对于宫体诗的态度存在一定的矛盾性，那就是：口头激烈批判，暗中学习模仿；或者说理论上批判，创作中模仿。他现在保存下的诗歌中有不少是模拟南朝宫体诗类型的作品。比如《挟瑟歌》：“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箸下成行。”后来就被郑玄抚收入《续玉台新咏》里。明代杨慎的《升庵诗话》卷十四评价说：“此诗缘情绮靡，渐入唐调。李太白、王少伯、崔国辅诸家皆效法之。”可见其有学习宫体的痕迹。又如《棹歌行》：“雪溜添春浦，花水足新流。桃发武陵岸，柳拂武昌楼。”《永世乐》：“绮窗斜影入，上客酒须添。翠羽方开美，铅华汗不露。关门今可下，落珥不相嫌。”写景状物都向艳丽细微的方向发展。还有《美女篇二首》更不必论。萧涤非先生认为这些作品“字矜句炼，语艳情靡，尤逼萧梁简文帝”。
像魏收这种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不一致的情况，在古代并不少见，即使李白、杜甫这样伟大诗人也存在口头上批评南朝、创作上学习南朝的现象。魏收不喜欢沈约，与徐陵争胜，否定宫体诗，但是内心深处对于南方的那些事物，南方的地名，都有一种向往。他的诗歌在意象上，雪、花、桃、柳，都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动感，这是典型的南朝诗歌写法；在辞藻上，也留有南朝宫体文学浓艳的影子。但作为北朝诗人，他又接受北地清新、自然、质朴的地域特色。比如他写《庭柏诗》：“古松图偃盖。新柏写炉峰。凌寒翠不夺。迎暄绿更浓。”像“凌寒翠不夺”这样有风骨的句子，很少会出现在宫体诗人们的笔端。魏收诗歌中所体现的南方词采和北方风骨的两极，其实就是日后唐诗所融合的方向。限于时代和风气的影响，魏收没能将之融合贯通，而是将这种矛盾留在他的作品中。
四、“徐魏之争”的文学史意义
“徐魏之争”是文学上南北之争的缩影，既是历史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其文学史意义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观察：
（一）“徐魏之争”标志着南北文学开始走向对等交流。
徐陵和魏收之间的对立，代表着南北朝末期南北文学交流的新趋势：北方文学正逐渐确立自己的地位，不再是南方的附庸，甚至有意识地给南方文学予反哺。而在此之前，南朝文学一直是北方学习的对象。《南齐书·王融传》记载齐武帝永明中，北魏遣使向南齐求书，结果“朝议欲不与”。王融上疏力主赐给，认为可以通过文化渗透，来统一北地，其疏云：“若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传节，复入关河，无待八百之师，不期十万之众，固其提浆伫俟，挥戈愿倒，三秦大同，六汉一统。”可见南人对其文化之自信。但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后的北方，在文化上的发展十分迅速，造就了以洛阳为中心的一个繁荣的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北人从江南积极吸取文化，又反哺给江南，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条说：“（陈）庆之还奔萧衍，用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于常。朱异怪复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这个事例足以看出北地文化对于江南的冲击之大。
徐陵出使北方的时候，温子升刚刚去世，北地三才只剩下邢、魏两人。而魏收的文才，是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推崇的，史书上说“始收比温子升、邢邵稍为后进，邵既被疏出，子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独步一时”。如果说在北地三才出现之前，北朝的文学还是南朝文学的学生，两者相去甚远；那么，三才的出现，开始让北方的文士看到了可以与南朝一流文人分庭抗礼的局面。同时，经历侯景之乱的南朝无论从经济还是军事实力上已经失去了与北方相匹敌的位置，在文学创作上，北方文人也迫切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信心，来表明自己作为中华文化“正统”传承者的地位。徐陵与魏收之争，象征着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南北逐渐趋向一统格局的历史大趋势下所造就的文化的双向影响。
（二）“徐魏之争”是考察我国中古文学从永嘉南渡以来的二水分流，到唐代走向南北合流过程中的对立、消长和融合的一个窗口，对唐初文学的观念和创作走向亦有重要影响。
我国的中古文学从晋永嘉南渡以来呈现南北方文学各自独立发展、二水分流的局面。除了地位上由南强北弱到南北分庭抗礼的消长外，风格上亦由“清绮”“贞刚”的对立发展到逐渐融合。正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所概括：“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徐魏之争”恰是这一对立、消长和融合的典型个案。徐陵两次使北后，吸收了北方文学的因子，晚年改变了诗风和文风；而魏收在出使梁朝及与徐陵的交锋中也暗暗学习了南方的清丽辞藻。徐陵和魏收初步为南北文学的合流和融合作出了可贵的实践，并影响了初唐一代文人。
徐陵作为南朝代表诗人和“一代文宗”，直接影响了唐初的著名文人虞世南、褚亮等人。虞世南“文章婉缛，慕仆射徐陵，陵白以类己，由是有名”；褚亮“年十八，诣陈仆射徐陵，陵与商搉文章，深异之”。这些在徐陵作品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其创作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徐陵的词采、绮靡和声律。初唐贞观文坛所盛行的绮靡诗风，追溯其风格特征，最终都能够归结到徐陵的身上。
魏收作为北朝代表诗人则直接影响了贞观文坛的代表人物魏征、李百药等人。魏征除了文学观念继承了其族兄魏收外，其诗歌创作的内容和风格亦与魏收极为相似，多实用性的郊庙乐章及奉和应制之作，更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引领盛唐风格的气骨诗。沈德潜《唐诗别裁》评价他的《述怀》诗说：“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李百药的父亲李德林深受魏收的器重与奖掖，撰文支持魏收关于《齐书》“起元”的观点，甚至其字（李德林字公辅）也是由魏收所取定。故李德林父子崇敬、学习魏收自在情理之中。李百药的咏怀古迹诗代表作《郢城怀古》《晚秋登古城》颇有魏收古风格调。然李百药也兼学徐陵，《新唐书·李百药传》载其“七岁能属文，父友陆乂等共读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语，叹不得其事。百药进曰：春秋‘鄅子藉稻’，杜预谓在琅邪。客大惊，号奇童”。
徐陵为代表的绮靡诗风与魏收提倡的雅正的格调构成了初唐文坛两种不同的风貌，并有逐渐融合的倾向。
（三）“徐魏之争”是唐代诗文“复古派”和“今体派”对峙的先声。
“徐魏之争”中“新变”和“复古”这两个对立的创作倾向在初唐经过唐太宗贞观文坛潜在发展，到唐高宗龙朔以后的文坛再次被激活，从此上演了一连串新版的“徐魏之争”。从龙朔文坛“初唐四杰”与“文章四友”的分道扬镳，到武后朝文坛终于形成了唐代文学史上“新变”和“复古”对立的第一个高潮：以沈佺期、宋之问、李峤、张说等为代表的“珠英学士”就是沿着徐陵、庾信这一批诗人“声律”“辞藻”的创作方向，在形式美学方向上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陈子昂、卢藏用、王无竞、乔知之、薛稷等人则沿着魏收“复古”和“雅正”的创作方向，提倡汉魏风骨和风雅比兴，与沈宋一派形成对立。再到天宝、大历间，古今体派之间的冲突达到有唐一代的顶峰。虽然今体派逐渐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但从元结对今体派的猛烈抨击，韩柳对古文的提倡，韩孟对古体诗的宣扬等文学现象中可见两派对立斗争贯穿全唐。而唐代诗文的古今体之争可从“徐魏之争”中找到渊源，可视为“徐魏之争”在新时代环境下的延续和演绎。中唐新变派干将刘禹锡声称“北朝文士重徐陵”（《洛中寺北楼见贺监草书题诗》），晚唐新变派代表人物李商隐写有“效徐陵体”诗。但与“徐魏之争”不同的是，唐代诗文古今体两派在斗争中实现了融合与和谐，“声律”与“风骨”“清绮”与“贞刚”实现了真正的结合，唯其如此，才成就了大唐诗文的辉煌。
【李定广、严维哲：《 “徐魏之争”：南北文学理念的碰撞与传衍》，《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见谅。阅读带注释的原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文末的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