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发现(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文的发现

几天前,4岁多的女儿拿着一个字问我念什么,原来是她用蜡笔在纸上自己“造”的一个字。我反问她,“你觉得应该念什么?”她想了一会说,“念舌,舌头的舌。”并且还跟我讲了为什么念舌。

造的字
后来觉得小女孩挺有意思,就把她造的这个字发到微信群里。不久,刘教授给我我回复,言“你女儿的发明的字和甲骨文、金文中的舌结构类似”。

女儿的字勾起了我的回忆。是啊,甲骨文于1899年发现,到现在正好120周年,两个甲子。
 
本文谨以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以及在甲骨文研究中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and默默无闻的广大工作者。
 
发现

1900年8月的北京,国破。国破之前,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逃离北京。在每次外敌入侵的最后关头,都有一大批文人保持了他们高尚的气节,宋有文天祥、陆秀夫,这次是王懿荣(1845~1900,烟台人)。朝廷把守卫北京的重担交给了一个文人——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皇家大学校长),在国都将破的时候,他先选择吞金,但没死,而后又服毒,还是没死,最后选择投井,就这样自杀殉国。紧接着,他的妻子、儿媳也一起投井自杀。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悲壮的故事,这个充满气节的人。而他,在死去的一年前,干了一件更为伟大的事情。
1899年秋(光绪25年),也就是120年前,王懿荣生病了,据说是疟疾。家人到菜市口一个药店中抓药,在药包中他发现一味叫“龙骨”的药上有字。王是研究古代钟鼎文的金石学家,对于这种文字未曾谋过面,但又又似曾相识,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声音正对他招盼。于是,王校长把药店中的“龙骨”全部买下,加以初步研究后,又开始在京城各家药铺进行收购。由于王校长在文化界崇高的地位,其行动不久便在圈子内传开。这时,不断有古董商人将“龙骨”带到王家,王校长则全部买下。就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校长就收藏了1500多片“龙骨”。王对这些骨片进行研究后,认为这些甲骨和远古时代人们占卜有关,可是还未进行再深入的研究,就发生了前面所说的那个不幸。
八国联军后的北京,一片混乱,满目疮痍,但王校长留下的甲骨怎么办?王校长生前已经把所有的积蓄都买了甲骨,这令他的儿子王崇焕的生活陷入了囧途。王崇焕不是金石学家,他无法进行研究,他必须为父亲留下的甲骨找个出路。这时,《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1857~1909)出现了。
刘鹗是王懿荣的好友,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出了个不错的价钱接手了王校长的甲骨。王家的生活有着落了,刘开始了他的研究。刘鹗,江苏镇江人,文学家,同时又研修数学、医学、水利、音乐等,纵横百家,可谓是博学多才,在金石碑刻方面也是颇有研究。在收下王校长的甲骨后,刘又在其他渠道进行了收购(共收藏5000多片)。1903年,《铁云藏鬼》出版,这是刘对甲骨研究的心血,也是第一部甲骨文的著作。在此,刘鹗做出判断,这是殷商的刀笔!这是开创性的研究!
然而,似乎中了魔咒,刘鹗在5年后的1908年6月20日,被捕于南京,旋又流放新疆,于路上突发疾病而终。就这样,甲骨文的第二大功臣也去世了。
星火需要继续传承。这时,接过接力棒的是罗振玉。罗振玉是刘鹗的儿女亲家(刘鹗的儿子刘大绅娶罗振玉的女儿),在金石方面造诣要远高于王懿荣和刘鹗。刘按照世间流传和自己的调查线索,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一带访求甲骨。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罗振常不仅弄清了甲骨的出土位置,还搜求了甲骨12000多片。罗振玉经过一番研究,后在《史记》和《史记正义》中得到启示,认为甲骨文的藏身之处就在安阳,就是商代的“武乙之都”,并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这又是一个开创新的研究!
通往甲骨文研究的路已经明朗了,但还有一个大门需要打开,虽然已经知道它是殷商占卜用的文字,藏于安阳小屯,但字的内容是什么?巨大的悬疑叩问着人们,学界需要做出答复。
是的,孔子说过殷商,《诗经》说过殷商,司马迁说过殷商,但都是没有文字的传说。现在殷商就站在世人面前,这一切太让人兴奋了。
这时,一代宗师王国维登场了。王的作用是把这扇大门彻底打开了。王国维通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第一个把甲骨文作为历史进行研究,并确立了殷商各王的时序。然而同样不幸的是,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于颐和园自杀,尸沉昆明湖。
大师们不断消逝,让人痛心不已。然而在1928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中研院下设一个史语所,就是这个史语所,把甲骨文的研究推向了巅峰。
 
史语所
史语所,即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蔡元培由于五四运动受到重重压力,被迫于当年1919年5月8日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而史语所便是研究院下一个分支。史语所时由傅斯年(1896.3.26—1950.12.20,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一手操办,下设设置三个组,分别是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组长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
至此,甲骨文的发掘和研究将登上新的台阶。
史语所第一次发掘是在董作宾(1895~1963,河南南阳人,古史学家,甲骨学家)的带领下进行的,其成员包括赵芝庭、李春昱、王湘、张锡晋等。就这样,第一次殷墟有组织的发掘开始了。从1928年10月7日至31日,历时24日,共发掘土坑40个,得文物3000余件,甲骨854片(其中有字784片)。第一次发掘,牛刀小试,便硕果颇丰。
由于董作宾毕业于北京大学,没有系统学习过考古学,所以第二次发掘由当时考古界的权威大师李济担纲。李济在当时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经是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尤其在考古界。
当时,由于经费紧张,李济凭借着其和美国弗里尔艺术馆的良好关系,得到了该馆的经费资助。
李济(1896.7.12~1979.8.1),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 。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通过本文,希望读者能够记住这个在当时享誉世界的考古界大师,他为中国的考古,甲骨文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一起进行在中国国内的考古,当时李济就提出两个先决条件:
一.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
二.在中国发掘出的文物,必须留在中国。
这两个条件为后来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的国际性合作树立了坚实的坐标。通过这两个标准,也可以看出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第二次发掘于1929年春进行,第三次发掘于1929年秋进行。这两次发掘出土了大批陶器、青铜器,以及3000余片甲骨。另外,这次发掘中李济还发现了一片彩陶(安阳殷墟抗战前15次发掘中所记录的25万片陶片中唯一的一片),这片彩陶有着浓烈的仰韶文化气息。
仰韶文化是指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范畴的文化。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以渭水河谷为中心,范围由陕西省宝鸡市向东延伸至河南省。红陶器上常彩绘有几何型图案或动物型花纹,是仰韶文化最明显特征,故也称为彩陶文化。1916年6月当瑞典人安特生教授在山西勘探铜矿资源的时候,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一批古新生代的生物化石,这一发现结合当时矿藏资源勘探工作难以为继的状况,安特生教授以及当时地理测绘研究所所长丁文江先生随即调整了工作重心,转而进行对古新生代化石的大规模收集整理工作,同时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当时民国农商部以及瑞典皇家的支持,于是,安特生先生的考古生涯自此也拉开了帷幕。
当1930年春史语所再次准备发掘时,遇河南大灾,紧随其后的又是中原大战(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和以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军阀联军),这使得发掘工作被迫中止。而后以李济为首的考古队转战山东临淄。1930年秋,以李济和董作宾为首的考古队又转战济南城子崖。在城子崖的发掘收获颇丰,出土了大量不同于仰韶文化的黑陶和灰陶,且器型也没有相同之处。当时出土的陶器制作精美,有的薄如蛋壳,漆黑发亮。就这样,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被发现了。由于城子崖遗址地处龙山镇,考古人员将这一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龙山街道办事处(原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而得名,距今约4600-4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
一般认为,仰韶文化后期,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是父系中国父系社会的开端。
1931年春,这时,中原大战刚刚谢幕。李济率部重返安阳,开始对殷墟进行第四次发掘。本次发掘又新增了十几位年轻的学者,最令人瞩目的是梁二公子来了,被李济称为“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
古有三班,三苏,而中国近现代则有众梁,也就是以梁启超、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等代表的学术大师、科学家。梁启超不仅在学术上为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不光为中国图强倾注了一生心血,还教育出了这么多优秀儿女。可以说,在近现代历史是,梁家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梁思永(1904.11.13~1954.4.2),梁启超的次子。1930年哈佛大学硕士毕业后加入史语所。在接下了的第四次发掘中,年轻的梁思永依据土层的变化推断出彩陶→黑陶→殷商之间必然有某些关系。在随后再次对城子崖和殷墟的发掘中,验证了梁的大胆设想。即: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不仅于城子崖,还应有更广阔的范围;殷商文化是建立在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之上的。梁思永为此一战成名。
梁思永和其哥哥梁思成先生,为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建筑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两座丰碑,永远让人仰止。
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位院士的梁思永,新中国成立后选择留在大陆,然天嫉英才,1954年刚刚50岁的他过早地离开了大家。梁思永的遗骨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由其兄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汉白玉卧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撰写的墓志铭: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之墓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卒
                      郭沫若敬题
梁思永先生是考古界的丰碑,铭文居然没有体现他一个科学家的身份,而是冠以副所长这一职称,这一碑文因此广受褒贬。

1932年春,李济率部进行第六次发掘,发现了殷商宫殿遗址。1932年秋至1934年春,史语所对殷墟进行第七、八、九次发掘。1934年秋至1935年秋,梁思永带队进行第十、十一、十二次发掘。1936年郭宝钧带队第十三次发掘,梁思永带队第十四次发掘。
在第十四次发掘中,在寻求甲骨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著名的YH127号坑发现,这里一次性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300多多片是没有破损的整块甲骨且刻有卜辞。这么多甲骨在同一坑中发现,又有这么多完整刻字的甲骨,史学价值巨大。
1937年春,石璋如主持第十五次发掘,从3月16日开始至6月17日结束。这时距离七七事变已经很近了,华北上空充满了火药味。
 
中央研究史语所主持的历次发掘共历时9年15次,出土甲骨24918片。这15次发掘中,无数学界的大师亲临现场,发掘水平在当时也堪称一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李济和梁思永,他二人为发掘工作和研究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史语所的其他同仁也贡献颇丰。

后来
随着华北的沦陷,日本的学者也对安阳殷墟遗址进行了发掘,并将出土的文物和甲骨运回日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继续开展甲骨发掘工作,共获得5300多片。

意义
甲骨文的发现,至少有以下的文化贡献和时代意义。
一.殷商,以前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而甲骨文的出现使得殷商成为信史。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
二.文明的标志是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使得中华文明史又向前推进了几百年。目前,安阳殷墟共出土甲骨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其中约有1500个单字已被释读。
三.文字本身的研究。文字之研究,以前仅限于金文、篆书、隶书、草书等,甲骨文的出现,丰富了研究范围。并使得人们更加接近了文字的起源。
四.清末民初,正直中国最为积弱的年代,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对于人们重拾文化,重拾信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本文谨以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以及在甲骨文研究中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and默默无闻的广大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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