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天津教案 清朝的天津教案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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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天津教案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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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由著名影星赵文卓主要的《黄飞鸿之生化人》上映,影片讲述在晚清时期,外来教会利用教堂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激化了外来教士与国人的矛盾。在真实的晚清历史中,“天津教案”就是影片在现实中的反映。

一场看似简单的教案,却对晚清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是曾国藩、李鸿章师徒命运的转折点。1870年,作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已经到了花甲之年,有一只眼睛失明,身体每况愈下,处于带病休假状态。

一场教案的发生,却使曾国藩晚年不保,几乎毁了他一生的名望、荣誉。

1970年,在天津望海楼法国天主教堂附属机构育婴堂的墓地,觅食的野狗刨出来了几具儿童的尸体。随后,天津县衙相继在墓地中挖出了四十具儿童尸体。

与此同时,一个消息开始在天津大街小巷疯狂传播:望海楼的法国传教士收买中国人贩子诱拐天津儿童,用于研制西洋药。巧合的是,天津县衙正好抓到一个人贩子武兰珍,武兰珍交代是教民王三托他拐卖儿童的。消息一出,群情激愤,压抑已久的民众骂声四起,对外来教派恨得咬牙切齿,蠢蠢欲动。时任天津知县的刘杰带着武兰珍去望海楼指认嫌犯王三,但武兰珍根本没认出任何人,也说不出教堂的情况。

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民众闻讯赶来,情绪激动,把教堂团团围住。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更是蛮横不讲理,意气书生刘杰坚决不退让要讨说法。

失去理智的丰大业遂拔枪打死了刘杰的仆人。鸦片战争以来,沉默太久的国民爆发了,民众蜂涌而入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教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天津教案”引起了各国列强的不满,英、法、美、德、意等国的军舰在天津海域迅速集结,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

面对来自国内外共同的压力,慈禧立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同时要求“持平办理,顺民情而维大局”。

曾国藩知道他遇到了比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更为棘手的事情。

他既要避免与洋人关系彻底决裂而开战,又要安抚天津百姓的情绪和维护朝廷形象。曾国藩日夜操劳,前前后后共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最后拟定《查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上奏慈禧太后。

终于和各国谈妥,事情是这样解决的:20个主要的肇事者砍头,知县刘杰、知府张光藻等25个主要官员充军流放,赔偿列强各49万两白银。

这个处理结果一出,全体哗然。在老百姓的眼中,那为首的20人是反抗侵略者的英雄,怎能死在自己国家的屠刀之下?曾国藩一下子由“中兴名臣”变成了卖国贼。

支持曾国藩的少数人,认为他在当时中国国力落后的情况下,与西方列强反复周旋,避免了一次战争,使百姓免于涂炭。而更多的人则把曾国藩视为卖国贼,湖南老家人把曾国藩亲手题的“湖南会馆”的牌匾砸得稀巴烂,朝中以以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的父亲)为首的众大臣,更是以和曾国藩同为臣子而不齿。

为平民愤,朝廷把曾国藩贬为两江总督,曾国藩在自责内疚中,于一年后郁郁而终。曾国藩是对是错?他到底是不是卖国贼?只能留给后人去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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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无外交,曾国藩被搞得里外不是人。洋人在我中华的嚣张气焰,即便到了今天,任谁看到天津教案的资料也会气愤难平,本来清廷已经对民众进行了弹压,但泯灭最后一线生机的恰恰是洋人自己嚣张跋扈的做派和态度,他们甚至不相信中国民众胆敢对他们这些“洋老爷”动手,这就是被惯坏了的洋人,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前车之鉴。

天津教案发生在1870年6月21日,因为涉及英、法、美、俄、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多个国家,慈禧非常重视,所以特地派曾国藩亲赴天津,处理教案事宜。

当时清廷积弱,没有抗衡的资本,所以曾国藩抱以怀柔政策处理事务,引发民愤,被时人论为罪人(其实事无巨细都是慈禧幕后操作的),而慈禧对他的擅作主张也颇有微词,软不能软,打不能打,折中则两方全都得罪,这差事还真不好干。

天津教案爆发的表象原因

起因

虽是1870的发生的教案,其实在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复仇的引线,在1862年,由法国传教士主导修建了仁慈堂,专门收留中国孤儿,这是以慈善的名义借机拉拢国人信教,但是绝大多数国人并不吃这套,未必有什么先进的“主义”,只是在民众心中,“华夷之辩”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

1969年又由法国领事丰大业主导修建望海楼教堂,地是强占的,这在当时就引起了些许民愤。

最终,支取公费,于1773年建造的皇帝行宫被丰大业捣毁,在原址盖起了法国领事馆,这座行宫由乾隆帝起名,最终毁于洋人之手。

“作案”的时间和地点都有了,再有就是当时的洋人对儿童犯下的“罪行”:

时值瘟疫肆虐,仁慈堂中被收养的几十个儿童相继死去,教会的人用货箱将孩子们的遗体装在一起,趁着夜色埋到坟地,因为时间紧,又是偷偷摸摸的干活,所以匆忙之下,货箱被埋得过浅,以至于野狗都能扒出尸体。

这个情况被民众发现,不只如此,他们还发现儿童的尸体都是内脏皆露于体外,死状极惨。这就与天津迷拐案扯上了关系,民众们怀疑这么多年婴幼儿会不会都是被迷拐而来呢?这些儿童的脏器是否被“入药”了呢?

因为就在前不久,民众们本来已经抓到迷拐案的三个罪犯,但是被清廷将人带走,而其中一人就是法国天主堂的教徒,可惜现在死无对证,民众们虽然愤怒、不甘,却也奈何不得。

仿似天津教案冥冥中注定要发生,几日后,民众们又抓到顶风作案的迷拐案犯,据其供认,是教堂门卫指使,每迷拐一个孩子给5块银元,这可不是小数,区区一个门卫可没钱长期付这酬金,最终的幕后指使者只能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洋老爷”,这还得了,一次可能是巧合,桩桩件件都和教堂有关那就太过可疑。

这次事件造成群情激奋,有效的团结了广大阶层,意见出奇的一致,无论是书院的学生,还是本地有头有脸的士绅,还有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都非常愤怒,虽然这几个阶层在很多时候会因为生存根本而发生利益冲突,但是在“教案”方面他们达成了共识,谁家里,族中没有小孩子,被人如此迷拐、虐杀,关乎所有人的利益。

经过

因为涉及洋人和民愤,清廷的办事效率还算不慢,三日后就带着案犯去教堂指认指使人,但结果很明显,此人只是想祸水东移,逃避刑罚,到了教堂自然无法指认,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只得向上司崇厚(完颜崇厚,下略崇厚,满镶黄旗,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同治年间,署直隶总督)汇报,并请示不了了之,首犯武兰珍正法结案便是,潜台词就是真揪出背后主谋是教堂咋办呢。

就在官员们决定处理方案的当天中午,愤怒的民众已经与教堂工作人员发生言语冲突,法国教士向崇厚求救,崇厚遂派知县刘杰赶赴现场弹压民众,而此时,使馆领事丰大业带着秘书闯到衙门,不顾崇厚“细谈”的请求,直接拔枪相向,并开枪射击,崇厚被吓得够呛,立刻躲入了内堂,丰大业还在不依不饶的砸东西,大骂崇厚无能,无法弹压民众。

丰大业骂累了,摔累了,闻讯而来的民众也越聚越多,崇厚由内堂而出,劝告丰大业暂时不要外出,百姓情绪都比较激愤,而丰大业这个被惯坏了的洋人却根本不相信民众敢动他,“你怕这些百姓,我可不怕你们治下的这些中国百姓”,崇厚越是劝阻,丰大业越是来劲,直接跑到了浮桥处,被派出弹压民众的知县刘杰劝阻丰大业不要激化矛盾,丰大业直接开枪,虽未打中刘杰,但是刘杰的侄子却被打伤,民众愤怒了,直接冲开封锁(刘杰只带了2个衙役,无法阻拦),将丰大业和其秘书西蒙活活打死,并丢到河里。

民众们的成果是:

击毙领事丰大业;

击毙秘书西蒙;

烧毁领事馆;

烧毁天主堂;

烧毁仁慈堂;

解救150名儿童,天主堂的伪善面具被揭开,这些孩子都生活在地下室中;

打死其他职员、教士、修女18人,涉及法国、比利时、英国、意大利、俄国公民。

结果

曾国藩赶到天津后,决定全力缉拿凶手,严惩煽风点火趁机作乱之人,弹压民众避免再次作乱,以此安抚洋人情绪,共捉拿案犯八十多人,他杀民了事的作法,令民众不满,尤其是曾国藩对办案人员说,不要深入调查案犯下手轻重,只要动手打了就法办,洋人死了二十一人,缉拿二十一人则“足以相抵”。

一方面要平息洋人的愤怒,另一方面他也不想牵连百姓人数过多。虽然曾国藩为此事颇遭诟病,但这还不是事情的终点,为了给清廷足够的压力,法国公使罗淑亚也赶到天津对曾国藩办案提出了具体要求:

死者丰大业等人的尸首要妥善安葬;

天津教案涉及的中国民众要严惩不贷;

使馆、教堂、仁慈堂要复建重修;

天津的地方官员保护使馆不力,必须抵命。(提督陈国瑞、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

曾国藩并不想让自己的同僚抵命,所以坚决不从,只以事前不能及时制止,事后没有及时抓获凶徒为由,将张光藻和刘杰免职,交由刑部论罪,至于提督陈国瑞,则交给总理衙门处理。

曾国藩的作法受到了全国民众的谴责,官吏们对曾国藩也诟病不止,最终清廷将曾国藩调任,令李鸿章接手案件处理工作,而李鸿章虽然人老成精,但是和曾国藩一样,面对如此棘手的情况,也不可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所以最终“维持原判”:

十六人死刑;

四人斩监侯,或杖刑后流放;

二十五人充军;

刑部论罪张光藻、刘杰,发配黑龙江;

提督陈国瑞免罪;

赔偿七国五十多万两白银;

崇厚亲赴法国谢罪。

背后推手慈禧的态度颇具玩味

早在教案发生的第二天,慈禧就收到了崇厚的上疏通报,一方是自己惹不起七国“联盟”,一方是怒不可遏的天津民众,老奸巨猾的慈禧两方都不想得罪,所以对大臣们说:这事怎么处理,我也没个主意,不过讲和归讲和,民意不可丢呀。得,跟没说一样,在这件事上,参与人慈禧、曾国藩、李鸿章都没有好点子,只是看最后谁背锅罢了。

其实呢,基调早已经定下,事件必须停息,和局是必然结果,“民心只是其次”罢了。她派曾国藩去处理倒不是憋足了劲要曾国藩倒霉,天津本来就是曾国藩的地盘,自然还是曾国藩来处理,所以拒绝了曾国藩请假要求。

慈禧谕旨曾国藩,官员一干人等,别议处理,迷拐案犯绝不姑息。这些官员都是曾国藩的部下,他自然不想下手太狠,只是敷衍慈禧说,只要不与洋人撕破脸就好,这是底线,我会力求公允的,我现在病病歪歪的,等我身体稍好些就马上到位,而慈禧不管这套,毕竟事情涉及洋人,所以安抚鼓励曾国藩的同时也没忘记催促他及早动身。

曾国藩最终的凄惨下场,也有慈禧的“功劳”,她将曾国藩为天津士民辩护的字句都删除后,才发抄各部各级官员,从而引发了更大的误会,删除内容如下:

①大门终年紧闭,过于秘密;

②地下均有地窖,也是密不可测;

③中国人进教堂看病,很多人不见回还;

④教会收留中国孤儿,但是连快要病死的人也收,同样是看得见进,看不到出;

⑤拐卖事件颇多,让“神秘化”的教堂受到颇多质疑;

⑥拐卖孩子较多的时候,正是教会的死人过多之时,确实容易引发误会。

⑦母子同在教堂,却一年见不到一面。

慈禧做的不仅仅是这些,她还把自己撇的非常干净:

“奏请张、刘,着·革职治罪,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啥意思呢,法办官员可是你曾国藩的奏请,我都是按照你请示来下谕旨的呦~

两份“黑材料”一经发布,朝野、民间沸腾,本具清誉的曾国藩,名声一下子跌入谷底,全国上下声讨声一片,“问候”他的书信每日数封,源源不绝。

到了曾国藩“请辞”的时候,为什么慈禧那么痛快的就答应了曾国藩的要求呢:

①全国上下,官员、百姓的炮口已经一致对准曾国藩,她的目的已经达到,包袱没了。

②既然曾国藩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如果继续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反倒不利于自己的声誉和威信。

③崇厚打小报告,曾国藩有故意拖沓的迹象,有可能是想以拖字诀,让事件的温度再降一降,方便后续处理。

充分了解“民意”威力的慈禧,态度也有些许转变,因为事情并没有变得更糟,所以一开始准奏曾国藩的处理方案,而后来又改口按照曾国藩的建议说:“非礼之求,断难迁就”,“罗淑亚无礼要挟······万无允准之理。”她的目的是让曾国藩抓紧严惩“凶徒”,“洋大人”们消气了,府县的罪名后议则还有机会保命。

慈禧为何第一次指名道姓的痛斥曾国藩?

私放府县官员,一个顺德,一个密云,慈禧感觉自己的尊严和权威受到了挑战,即便张、刘有病也该在天津听候查办,现在一个个捏造病情避祸他乡,我的谕旨连根毛都不如是吧,这成何体统,我是要保全他们,你们怎么就不能体会呢,你曾国藩这是不知轻重缓急,他们要是再这样,国法岂能宽恕他们!

面对这个老臣,慈禧已经不再如前,正好发生了同样震惊全国的刺马案,即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所以着曾国藩赴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调补。

曾国藩的要求是不去江南;结案再走;结案后退休,而慈禧已经彻底和曾国藩撕破脸,她的回复是,必须去江南;天津官员的后续选用用不着你管;可以结案再走。

哪怕后来曾国藩面见请罪,慈禧也绝不宽宥,当面怒问曾国藩:“府县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

最为此次事件的最大赢家,慈禧的漂亮羽毛分毫未损,里外她都是游刃有余的处理着,但是罪责则万般不着身,不愧个中高手。

曾国藩当时的状况以及充当的角色

“经办人”曾国藩当时的状态非常不好,右眼失明,左眼勉强还能看些东西,肝病加重,要么嗜睡睡不醒,醒了以后就头晕,哪怕休假一个月也总觉得浑身疲惫,病假是分期请示的,就在前一个月假期结束,曾国藩再次请假的前一天,天津教案爆发,曾国藩不得不拖着病体赶赴天津。

天津教案发生后,七国公使向清廷发出抗议,要求严办人犯,并且以武力威胁,曾国藩临危受命,写下带有遗嘱性质的书信,表示冥思苦想之下,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完美解决,但仍要“不吝一死,不改初心”,在众多好友的阻拦和规劝中,曾国藩毅然决然的奔赴天津,并没有以病痛为理由,甩掉这个明知道要背的黑锅,虽然他不接此案的理由非常充分。

曾国藩明白,他的面前有三难,洋人难对付,慈禧难伺候,好斗的天津人难以安抚,所以自感“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

事情和他预料的一样,处理上非常棘手,曾国藩所想,民众只是一时之愤,而洋人一起刀兵则使国家面临无穷的祸端,所以到天津后先是贴出告示,对天津士民进行谴责,可是天津民众和外国列强都不吃他这套,洋人更是要挟曾国藩,如果不先杀陈国瑞、刘杰、张光藻抵命,他们就会宣布开战,荡平天津,然后进攻北京,曾国藩被逼得抱头痛哭。

自己的手下,曾国藩实在无法痛下杀手,所以自作主张让张光藻逃亡顺德,刘杰则去了密云避祸,然后,被逼得无奈的曾国藩才按照崇厚的意思上报慈禧,草拟了对府县官员的处理意见,这两件事做的自相矛盾,曾国藩重病之下也是头脑不够清楚,如果真的论罪,二人跑到顺德、密云又如何,还不是要按他曾国藩的处理意见被法办么,所以才有了“奏请······治罪······愧恨之至”的心理,巨大的心理压力造成曾国藩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他替慈禧背锅,慈禧就能感激他么?当然不能,反而因为曾国藩的直言“犯上”,“私放”府县,办事拖沓而心存怨恨,就在慈禧发布曾国藩“删减版”的报告和“按曾国藩”的意见处理官员以后,曾国藩曾经告诫过慈禧,对于洋人,不能有求必应,这三人并无大过,职责所在也都各自尽力,交给刑部已属处理偏重,如若再将他们问斩,那就更不合适了。

他的病情在一片怒骂中愈发严重,每日呕吐不止,请求慈禧另派重臣来津办理,这样一来崇厚可高兴了,本来这件事中他作为通商类官员就没什么责任,十年间巴结洋人又比较卖力,所以这次他更是没完没了的要求曾国藩法办官员,以便给洋人泄愤,没完没了的向慈禧打小报告,曾国藩一走,说不定后续继任者会听他崇厚的话,能杀就多杀,只要洋人别再生气就好。

至于对刘杰和张光藻的袒护,慈禧已经完全不给脸了,驳斥了曾国藩“无大过”的说法,本想“天津处理”,现“从重”发配黑龙江。

曾国藩也想弥补“过失”,所以照慈禧从重从快的要求,日夜审讯,加大力度,终于凑够了20个“抵命”之人,并要求慈禧处分自己的过失,但他所做的一切已经无法扭转慈禧对他的看法,反而引发了更严重的后果:

不光天津士民义愤,湖南同乡以曾国藩为耻,会馆的匾额,凡涉曾国藩的悉数捣毁,不再承认曾国藩是湖南人,曾国藩家乡的乡亲,包括士绅,百姓砸了他的家宅。

看到很多书都说曾国藩是“完人”,这种说法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即便没有天津教案这事,这种称呼也言过其实了,这个世界不会有完美的事物,包括人也是,而时人对曾国藩的评价是: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

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纵观始终,最大的输家就是曾国藩,背锅在前,“失宠”在后,“举国欲杀”,声名扫地,两年后抑郁而终。

李鸿章的决断

李鸿章所采取的斡旋、处理方式,是非常圆滑的,既接手了工作,又不接手黑锅,这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①李鸿章并不比曾国藩本事,他也无计可施,或者说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偏袒己方则洋人威胁开战,舰船已经开到了山东烟台和天津,不管开战的威胁是真是假,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洋人那里安抚即可,如果太过谄媚,国人也不会放过他,曾国藩就是前车之鉴。

②“维持原判”可以将丢过来的黑锅,物归原主,再丢回去,这种惩治意见都是曾国藩定下的,李鸿章只是沿袭“前任”在判决和处理方式上的既定作法,并没有自己的处理意见,所以被诟病的终究还是曾国藩而不是他李鸿章。

③李鸿章的斡旋能力的确出众,在他的游说下,俄国只要经济赔偿,“凶徒”的处理方面,并不参言(少死四个人),对于普法战争落败的法国,李鸿章抓住法方“速战速决”的心理,不停的讨价还价,并且有效的降低了法国对清廷的敌对和仇视程度。

④在中国人眼中,好像外国人都是一个样子,其实呢,外国人看中国人也是这样,说是杀了十六个人,谁知道这十六个人到底长个啥样子,他们是否参与了教案?看见的外国人都死掉了······所以所杀的十六人本是应死的死囚,“作乱者”都安然无恙。

⑤李鸿章有自己的主张,他也觉得,如果是以警示为目的的话,处决八人,论罪二十多人,这下手有些重了,举国上下都会寒心,所以大势不可改的情况下,那就在讨价还价和细节上做文章,这种做法显然是聪明的。

⑥同样的话,说法比较聪明,从重从快法办,既不利于清廷统治,也不利于执行官员口碑,同样也不利于洋人,如果法办过重,民众对洋人的仇恨就会更深,那对洋人的在华利益是没有好处的,群情激奋之下,这种事也恐怕会再次发生,这是软刀威胁。

⑦张光藻和刘杰的处理方面,同样是大势不可改的情况下,与曾国藩商量,积极安抚二人,并筹款以备二人“赎款和生活之需”,他还特地专门发函给盛京将军都直夫和奉天府尹请求沿途照拂,又给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发信请求对张光藻和刘杰给予特殊关照。

李鸿章在此案中赚足了口碑,慈禧、官员、士民都对他有很好的评价,调任直隶总督后,不久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一步一步走上权力的顶峰,“汉臣中权势为最巨大”。李鸿章是和慈禧一样的最后赢家。

评论真是一边倒的状况么?

曾国藩→丁日昌→李鸿章

先是曾国藩奉旨查办,后来慈禧换人,着令丁日昌查办,最后才是李鸿章。

对于这件事丁日昌是如何为曾国藩鸣不平的呢?

自古以来局外人的评论,从来不能体谅局中人的困苦,一人刁难,百人应和,这已经足以影响决策层的态度了,如果国家因为这件事遭殃,局外人是不会遭殃的,反而各享清誉虚名,我是非常痛恨这种沽名钓誉之人的!

相信持这种观点的人同样大有人在,但是在举国皆喷的状态下,估计至少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发声力挺曾国藩了。

最终的结局

慈禧仿似逃过一劫,继续过着她奢侈糜烂的生活,李鸿章则先是调任直隶总督,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又晋升武英殿大学士,又转任文华殿大学士,内政外交皆有很大的话语权,教案一事令其受益颇多。

天津教案中所谓的最大输家曾国藩,也不算输的太惨,两江总督是清廷经济“重地”,算不上贬黜,只是地位稍不如前,毕竟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在其死后,清廷也算是不计前嫌,给足了面子,追赠太傅、赐恤、银三千、赐祭一坛、谥号文正(这恐怕是中国读书人为官的最高理想了吧)、昭忠祠、贤良祠、湖南和江宁建立专祠、政绩宣付国史馆、一切处分悉数解除。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本顶着耀眼的光环,却还拖着自己老弱多病的残躯赴死一般,宁可败坏一世声明,也要为国分忧,完全不计个人荣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天津教案爆发的更深层原因

先从教案本身讲起,洋人并没有他们自己说的这么无辜:

①在民众解救的150人中,经过审问,确实有人是被迷拐而来。

②王二后来被官府抓捕归案,根据他的供述,确实有洋人金主指使,但是鉴于当时的情况无法(不敢)深究。

③由丰大业的疯狂举动来看,洋人在我中华作威作福已经习以为常,颇遭民怨。

④英法联军曾经两次攻占天津,清廷部队和无辜民众多次惨遭屠杀,民怨本就极重。

⑤拆除皇帝行宫,拆除、强占崇禧观宗教场所,伤害教众的宗教信仰与民众的感情。

⑥包括曾国藩本人,绝大多数国人都有厌恶洋教的情结。所谓“孔子、孟子痛哭九泉”,所以官、绅、民的大趋势都是反洋教的,并不为他的伪善所动。

⑦士绅的作用不可小觑,他们所掌握着本地“最高话语权”,有着传播方面的便利,直接左右着“不明真相群众”的好恶与判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⑧传闻有组织、有预谋并非空穴来风,可见民众与洋人积怨已久,就在天津教案事发前,德州、兰陵的牧师都听到过要攻击洋人的流言。(攻击洋人的谣言始终存在,不过这次凑巧真的发生了。)

⑨对洋人的仇恨不仅限于士绅和民众,包括官员和兵勇也被怀疑参与其中,有些同仇敌忾的调调,洋人观察诸如刘杰这些人,不是在弹压,只是在劝说而已,并没有尽责,这也是罗淑亚态度转变的原因之一,一是因为收到自己国人的反馈,二是很可能官员中有内奸支招,才敢突然由温和变为凶狠,支招的人非常了解清廷,他们是在帮助法国人在此事件上攥取最大的利益。

⑩此事由教会而起,文化冲突比较严重,儒家文化讲三纲五常,基督教徒则人人平等,只崇拜唯一的神,是我非余,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排他性太严重。天地君亲师,中国人都要拜,自己的祖先、过世的亲人,国人也要拜,但是这在当时“均斥为邪”。

在晚清时期,传教士往往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所以论真实根本原因,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才是真正的导火索。就以宗教论,无论是佛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外国传入,尤其佛教的传播是非常顺利的,甚至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同化,相互影响,包括很多词汇都来于佛教,比如刹那、现身说法、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盲人摸象(《涅槃经》)、天龙八部等等太多了,再比如鬼节,就是佛教的盂兰盆节,被民间“借用”,比如中国最早的河神是河伯,但自从佛教进入中国,河神水神海神一类,皆是龙王为主,即便供奉,河伯也是供于下首。

远的不提,就以基督教为例,在唐贞观年间就传入中土,当时当然没有如此遭恨,元朝时期还在元大都建立了教堂,明代基督教正式传入,一直在平稳的发展着,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利玛窦,比如“西来孔子”艾儒略,比如明末清初还有一个著名的传教士汤若望,康熙的大贵人。这些人的到来并没有伴随着侵略,所以时人对他们也抱以应有的善意和礼遇。

而清末的这些洋人可都是带着“兵器”强闯“民宅”的,略我土地,杀我国民,无视法律,草菅人命,欺压良善,无视本地风俗,签订了无数不平等条约,清廷的钱也都来自民间,这些洋人无异于附于民众身上吸血的水蛭,永远不知道满足。

为了诸多“教案”,外国列强在25年间,9次武力威胁清廷,23次出动炮舰,这种侵略性质的传教,引起了全民的厌恶和反感,所以天津教案的发生,就真的是不足为奇了,反倒是积怨日久,不爆发一次才真是奇怪。

其他网友回答

天津教案事件的来龙去脉还要从1870年在天津成立的望海楼天主教堂说起,在这座天主教堂成立后,当时就开始在国内进行大肆宣传,而当时的清朝其实民怨四起,这是因为清朝的人口非常多,但是资源匮乏,这样就导致部分人无法分配到足够的资源,在生存都有危机时,民众很难对所谓的宗教感兴趣。当时的还处于晚晴的封建社会,所以在生存压迫下,很多家庭发现生下的是女孩就会将这些婴儿直接扔掉,或者将婴儿溺死。

当时望海楼天主教堂为了让更多人入教,就一直宣扬仁爱思想,他们知道在晚清时期有很多成年人因为家中贫寒没有钱治病,还有很多婴儿被抛弃,所以望海楼天主教堂就宣布,可以接收没钱治病的人,也可以接收弃婴。实际上当时的望海楼天主教堂这样做也是为了让法国给予他们更多的经费,而想要大量的经费就需要有足够的病患和弃婴,所以后期望海楼天主教堂居然对送来弃婴的人给予部分奖励,有了这些奖励后,让很多人看到了利益,并开始通过诱拐等方式将拐来的婴儿送到望海楼天主教堂换钱。

清朝当时瘟疫肆虐,很多婴儿在送到望海楼天主教堂之后就病死了,而望海楼天主教堂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良好的治疗,将死去的婴儿都草草埋葬了,后来很多野狗为了填饱肚子就开始吃这些死去的婴儿,婴儿尸体遍地都是,导致国内民众怨声载道,很多家庭因为孩子被拐走,将这些怒火都发泄在望海楼天主教堂头上。当时有一个被抓住的人贩子,他为了减轻罪行,就说他是和望海楼天主教堂串通一起作案的。后来经过查证证明无此事,但是民众对望海楼天主教堂的怨气更大了,随后大量民众聚集在望海楼天主教堂,和修女神父等人发生了矛盾,并导致十名修女、两名神父、几十名信徒、两名侨民和两名领事馆人员被杀死,这就是天津教案的始末。

后来慈禧太后将此事交给了曾国藩处理,当时列强提出了很多苛刻的要求,曾国藩据理力争,一方面安抚百姓,一方面要降低朝廷损失,还要避免触怒列强引发战争,在他的努力下让天津教案得到了暂时的平息,可是当时的百姓眼界狭窄,还辱骂曾国藩是卖国贼,后来此事交给了李鸿章办理,曾国藩费力不讨好,过了两年后就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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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最大一起教案。

1870年农历的五月前后,天津里面就开始丢孩子,人们就发现总有一些学龄前的孩子就不见了,于是人们就想这孩子能到哪去呢,人们就瞅这教堂天天紧关的大门,人人就想能不能是给教堂里的修女们给拐跑了呢,于是在天津里就出现了这样的谣言,说这个教堂里的传教士和修女们专门喜欢吃小孩的心肝,而且愿意用小孩的一些五官的东西来做药引子,所以这些孩子都被人拐到教堂里去了。当时的谣言据说已经详细到就是这个传教士是如何如何迷拐幼儿的,然后是如何如何的挖心然后进行入药,并且有人说看到过那小孩的尸体,说着伤口不是由内往外烂的而是由里边往外烂的。而且这个谣言是越传越胜的,当时天津城里可以说人人自危,大家都很当心孩子继续丢,于是这个谣言没有被消弭却越来越重,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关注孩子,也关注一些闲杂人员。于是有一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叫武兰珍,他在拐孩子的时候就被人给当场抓住了,并且在他的身上搜到了迷药,然后大家就很着急了,你想谣言说是拐卖孩子,那总得有拐孩子的人吧,今天武兰珍被抓到了,于是大家就觉得谣言就是真事了,大家就问武兰珍了,你怎么乖孩子啊,他就说了,他就说了我把这个拐孩子的迷药放在糖汁里让孩子去吃,当孩子迷了的时候我就把他带走,那大家肯定就问了,你带哪儿去啊,他说,我当然带到教堂里去了,我这个迷药就是教堂里的王三给我的,我呢拐走一个孩子,还给我钱,于是大家真在他身上搜到了钱和迷药,所以大家觉得这一时期的所有的谣言那都是真的了,于是人们群情激愤把所有的愤怒都集中在教堂上。住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也觉得事态严重,他也觉得这件事情出现之后一定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他心里清楚这种谣言把孩子拐回去做成药引子的事情未必是真的。于是呢他就责成天津知府张光藻来做这个事情,这个张光藻接到这个事情,他也觉得难办。所以张光藻就把武兰珍带到教堂去质问,一带到教堂去之后呢,这个教堂根本没有拐孩子的事情,也更没有挖腹剖心的事情,可是天津居民也不依不饶,哪的问一问啊,有没有这王三啊,所以张光藻又照会教堂交出王三,进过查证,教堂并无王三之人,于是传教士和教民不干了,他们就问武兰珍有这回事吗,武兰珍在指证面前张口结舌,答不上话来,本来是去兴师问罪的,现在倒好,让人家指责了一顿,还得要赔礼道歉。教堂外的老百姓本来就群情激奋,又看到天津知府得给人家赔礼道歉,所以这时候天津的老百姓就不分青红皂白了,把这一些年来所有的对外国的积怨,全发泄在教堂上,他们拿起石头就投向教堂,拿起垃圾扔进教堂,人也越集越多,在教堂不远的地方,驻扎法国领事馆,法国领事丰大业就看到了这么多的天津人在围攻教堂,他当然不干了,马上命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去管这件事情,崇厚也没有办法,所以崇厚就派了一些人去应付,这丰大业一见崇厚在应付他,他就来真的了,带着随从就冲进了崇厚的官邸,见到崇厚就要开枪,当时因为在崇厚的官邸有很多人阻拦他,也没有打着,出了崇厚的官邸之后正好伤了一座桥,这时候知县刘杰和随从就过来,他拿起枪来就打刘杰,这一枪没打到刘杰却把她身后的随从给打上了,他这一举措就激发了周围人们多少年来对外国人的积怨,所以周围的人们就不问青红皂白,用乱拳就把丰大业给打死了,于是天津的居民们情绪全部被释放出来,于是失去理智的天津居民们就开始直奔教堂,他们砸毁了教堂,烧毁了教堂,而且见到传教士就打见到传教士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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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条约》签署之后,许多外国传教士跑中国来传教,他们在中国有许多特权,有些传教士强占地产,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当时的基督徒似乎不受法律控制,所有不少地痞流氓也信了教,导致中国人对基督教憎恶。中外文化上的差异,这其中也产生了不少的误会。以上为背景

1870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走失案。当时天津还闹瘟疫,有几十名儿童不幸死亡,儿童尸体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导致周边的人产生误解,说失踪的儿童实际上是被洋人拿做了药材。

后来天津的一个帮派水火会抓到了一个人贩子武兰珍,人贩子为自保就说是受法国天主教堂的指使。此为教案导火索。

水火会把人贩子送官,官员一见涉及洋人,也不敢管,只交给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约见法国领事后,要求双方对质,接待的神父只说与他们无关,但水火会不走,煽起数万民众。他们烧教堂,杀修女,杀几个国家的侨民

神父向法国总领事丰大业求救,丰大业派兵镇压,还亲自视察教堂,然后被围观的人打死了

3天后,法国派出三艘军舰,联合其他六国要求清政府惩办。曾国藩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洋人需要安抚。

清廷先后抓了八十多人,其中为首的18人处死,25人流放,2名官员发配,赔款46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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