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是什么时候(《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代》)

五代十国是什么时候
在人们印象中，古代中国是时而统一、时而分裂的。不仅小说中这么写，而且史书中也是这么呈现的。
　　“统一”和“分裂”，我们当然喜欢前者，现在如此、过去亦如是。因为历史上“统一”的时代固然不完美，但跟分裂时期相比，至少疆域领土相对完整、战乱或动荡会少一点。所以“分裂”是糟糕的事情。那么，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呢？这个答案恐怕是：“五代十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乱”的一个时期。
　　最早发出这一感慨的，是北宋著名学者欧阳修。他的原话是：“五代之乱极矣”！意思是“乱”到了顶点、乱透了。
　　究竟怎么个“乱”法呢？再用他的原话来说明，那就是：“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简而言之，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既没有君臣之礼、也没有人伦纲常的时代。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时代呢？这么一个糟糕的时代又是怎么形成的？这是值得深究的话题。我们还是先从五代十国时期的具体“乱”象开始说起吧。
　　我们通常所说的“五代十国时期”是自唐朝灭亡（907年）、至宋朝灭北汉（979年）的这段历史时期，时长达72年。（如下图所示。）这个历史时期，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５个政权的更替，中原之外（主要是南方）出现了10个实力较大的政权长期割据、长期并存的局面，因而得名“五代十国”时期。
　　一、政权更替频繁，军阀割据
　　这一历史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乱象，首当其冲的是政权更替频繁。虽然只有短短72年时间，但政权长期分立、动辄改朝换代，有的政权存在的时间竟然只有４年、传于2位皇帝，令人咋舌。下面这张《五代十国政权演进图示》很直观地呈现了这一时期政权的动荡变化。
　　这一时期形势的发展变化，表现在地理空间上，“五代”和“十国”的分布大致如下图所示：
　　两张图结合起来，“五代”是指在中原地区演进的五个政权，分别是后梁（存在17年）、后唐（存在14年）、后晋（存在11年）、后汉（存在4年）、后周（存在9年），他们按顺序依次被后面的政权推翻或者取代（最后一个政权后周是被北宋取代的）。这五个政权通常被正统史学家视之为“正统”（统治者称“皇帝”合法），于是将外围的“十国”视为地方割据势力（统治者若称“皇帝”则属于“僭越”行为）。这先后更替的五个政权，疆域最大的是后唐、最小的是后梁，国力最强的是后周、最弱的是后晋。
　　中原政权外围的“十国”，除了“北汉”之外，都在南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他们中存在时间最短的是前蜀，享国18年；存在时间最长的是吴越，享国71年。“十国”最终被北宋所统一。在北宋统一江南和中原之前，“十国”中的“前蜀”早已被“后唐”所灭，“南吴”被“南唐”取代，“南楚”和“闽”国则被南唐所灭。也就是说，江南地区虽然长期维持政权分立的现状，但政权间的兼并战争和政权内部斗争导致的改朝换代都是存在的。如果不借助图示，想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说清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确实太“乱”了！
　　二、武将专权，兵变迭起
　　第二大“乱象”，就是武将专权跋扈。他们动辄发动政变、改朝换代，为此不惜弑君、弑父、兄弟相残。
　　比如后梁的建立者——朱温。朱温又名朱全忠，原本是唐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的将领之一。唐朝镇压黄巢起义后，朱温投降唐朝，被授予“节度使”职权，为地方军阀之一。结果，903年朱温起兵叛唐，他挟持唐昭宗并诛宦官数百人。次年（904年）又杀昭宗，并立李柷为帝（唐哀帝）。905年，朱全忠大肆贬逐朝官，并将崔枢等被贬的朝官三十余人全部杀死于白马驿，历史称之为”白马驿之祸”。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改国号梁(史称后梁)，自为梁太祖，定都于开封。朱温以节度使身份，将皇帝的废立玩弄于股掌之中，等时机成熟就杀掉皇帝自立为帝。短短10年间，从后唐到后梁，朝代更替、几易其帝，且弑君、弑父、杀兄三种分别违背君臣、父子、兄弟伦理的事情都发生了。这是五代十国时期武将专横跋扈的第一个典型。，也是一个恶劣的先例。有了这个恶例，就不用担心后继乏人了。
　　果然，公元912年6月朱温的第三个儿子朱友珪杀了父皇朱温自立为帝；913年2月，朱温的第四个儿子朱友贞又以讨逆之名杀了兄长朱友珪，也自立为帝（称梁末帝）。一门三父子，都上行下效，为了当皇帝个个心狠手辣。
　　后梁最后被后唐所灭，可是后唐也好不到哪儿去。后唐的创建者，是李存勖。他的父亲叫李克用，沙陀人，是唐朝末年的河东节度使，也是割据一方的武将。（李克用属于对唐朝还算效忠的武将，因为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赐姓“李”、并因功被授予“河东节度使”一职；后来又因多次勤王之功被封为“晋王”。）唐朝灭亡之后，不多久李克用也去世，他的儿子李存勖袭位为晋王。在攻打后梁的过程中，他延续“唐”这个国号、称帝、定都于洛阳，史称“后唐”。但称帝后的第四年，李存勖就死于部将郭从谦的反叛（即“兴教门兵变”），在乱军之中被射杀，他的多位亲生儿子或自杀或不知所踪。最后，他的养子李嗣源很快镇压了兵变，但又与这些兵变的士兵合流后调转头来攻入洛阳、称帝继位。
　　李嗣源称帝后的第七年，他的次子李从荣发动兵变，意图武力夺位，结果事败被杀。李嗣源在这次兵变后，受惊驾崩，他的第三个儿子李从厚即位为帝。李从厚是因为自幼深得李嗣源的喜爱而获得传位的，但这个结果引起了另一个人的不满——这就是李从珂。李从珂是李嗣源的养子，跟李从厚应该算兄弟关系。李从珂之所以不满，是因为自己常年跟随李嗣源征战四方，在后唐灭后梁之战中屡立战功，自己更有资格继承皇位。于是，李从厚即位五个月之后，李从珂在凤翔起兵叛乱，攻至洛阳称帝，并废李从厚为鄂王。李从厚逃至卫州，不久便遇弑身亡。他的死，作为兄弟的李从珂显然脱离不了干系。
　　作为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即帝位后，又以石敬瑭（李嗣源的女婿）为政敌，将其作为最大的威胁留在身边处心积虑地监督和防范。石敬瑭为求自保，只好示弱和装病，待得到机会外调之后便与李从珂公开决裂。最后，石敬瑭与契丹结盟、在契丹的帮助下打败李从珂，后唐灭亡。石敬瑭称帝，建立后晋政权。这次朝代更替完全是“逼”出来的。李从珂的夺权、失权，上演的又是一码军人跋扈的大戏、为了夺取皇位兄弟相残的大戏。如果不是手握重兵，“养子”身份的李从珂如何有机会当上皇帝？
　　石敬瑭在位期间病死，他的侄儿石重贵即位。不久，石重贵与契丹决裂，为契丹所灭，后晋灭亡。后晋亡国后，河东节度使北平王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政权，定都开封。显然，这也是一个军人掌权的案例。只不过，他不是靠政变上台，这一点与前面诸君不同。但刘知远死后，他的次子刘承祐（后汉隐帝）继位后，因为猜忌心理颇重，引起节度使、枢密使郭威反叛。郭威发动兵变，进攻开封，后汉隐帝刘承祐在乱军中被杀。郭威建立后周政权，仍以开封为都。
　　郭威的兵变极具有戏剧性，并且为后世宋太祖赵匡胤所效仿。众所周知，赵匡胤是靠“黄袍加身”发动陈桥兵变上台的。但人们所不太知道的是，“黄袍加身”这出戏其实是跟郭威学的。郭威的“黄袍加身”是什么上演的呢？这得从后汉隐帝刘承祐派他去抵御契丹说起。
　　乾祐元年（948年），后汉隐帝刘承祐命郭威率兵北伐契丹，结果郭威大败契丹，以功进封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兼枢密使，河北诸州郡皆听郭威节制。这样一来，郭威就“功高震主”了，引起了刘承祐的极大猜忌。乾祐三年（950年），刘承祐与亲信密谋，打算杀掉郭威等统兵大将。不料事情泄密，郭威将计就计，对部将公开宣称奉诏要诛杀他们。此举成功地激起这些将领对刘承祐的不满，并一致推举郭威率军去“清君侧”。
　　刘承祐仓促应战，并杀掉郭威在京城的全部家属，然而在出逃途中被截杀。郭威带兵入京后，觐见太后、让太后临朝听政，并且假意拥立刘氏宗室、武宁节度使刘赟为帝。随后，郭威假报军情，称契丹南下，要率军北上抵御。郭威途经澶州时，士兵发动兵变，把一件黄袍强行披在郭威身上，演出了史上最早的“黄袍加身”大戏。郭威返回开封，先逼迫后汉的太后授予他“监国”身份；不久正式称帝、建立后周政权，完成了又一次改朝换代。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作为又一个不良先例，后来被自己的部下赵匡胤几乎原封不动地重演了一遍。应了一句话，叫“上行下效”（或者“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是“五代”的更替。“十国”身上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呢？答案是肯定的。请见下面的《“十国”政权基本信息》，关注这些政权的建立者。
　　这个表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所有这些政权的建立者在建国前的身份——几乎清一色都是“节度使”。也就是说，十国政权的创建者也都是武将。不仅政权的创建是武将，而且政权内部的动荡也多由武将兴起。
　　比如南吴的第二位国君杨渥，被分掌军权的徐温所杀；徐温随后独掌大权，将国君的废立玩弄于股掌之间；最后杨氏的南吴政权被徐温的养子李昪（biàn）所取代，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除了南吴，闽国、北汉也都发生过国君被部将所杀的事件。剩下的其它国家里，南楚、吴越、南唐都遭遇过兵变，且皆因兵变而元气大伤。
　　这些杀伐林立的乱象，又必然导致存在第三个问题——道德滑坡。
　　三、文治废弛，道德滑坡
　　对于五代十国时期，欧阳修所说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其实主要就是从道德视角来评判五代十国时期。道德滑坡跟政治上的乱象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权多为节度使、军队统帅建立，也多为他们所推翻、更替，这些人掌权之后并不善于文治，疏于发展文教、科举。文治的飞驰，反过来又使得一些官宦、权臣毫无传统道德廉耻，没有道德压力的情况下，他们常常成为混乱时局的推波助澜者。
　　所谓“君不君”，是指许多帝王、国君不像个国君的样子：或者不够光明磊落、或者不够仁义、或者荒淫无道、昏庸残暴。所谓“臣不臣”，是说做臣子的没有臣子的样子、德行、操守。这样的君、这样的臣，在五代十国时期的确俯拾皆是。
　　荒淫无道、昏庸残暴，这我们容易理解，在此不费笔墨。“不够光明磊落”的国君，《资治通鉴》里就提到了一个。此人被司马光拎出来作为典型案例予以“点名”批评。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讲到一个细节：“庄宗既灭梁，海内震动，湖南马氏遣子希范入贡，庄宗曰：‘此闻马氏之业，终为高郁所夺。今有儿如此，郁岂能得之哉？’郁，马氏之良佐也。希范兄希声闻庄宗言，卒矫其父命而杀之。此乃市道商贾之所为，岂帝王之体哉！”
　　这段话说提到的“庄宗”，指的后唐庄宗——李存勖。这是司马光对他的批评。按司马光的说法，李存勖灭掉后梁之后，海内震动；镇南节度使马殷主动送自己的儿子马希范来作为人质。李存勖故意说：“近来听人说你们马氏的家业，终将会被高郁所夺取。如今你们有这样的儿子，高郁怎么能得逞呢？”马希范的哥哥听到李存勖的这番话，结果假借父亲马殷的命令把高郁给杀了。如果高郁是个大坏蛋也就算了，但其实，高郁是马氏的优秀辅佐大臣。所以，他之被杀完全是无辜的，完全是李存勖“离间”马氏割据政权的结果。这种“离间”行为并不道德，本应只是街道上行商坐贾所干的事，哪里是一个帝王干的事情！
　　在司马光眼中，李存勖虽然会打仗、虽然以弱胜强灭后梁，但这种运用离间手段坑害忠良的行为实在太不光彩，同时间接说明他善战而不善治、不过是一介武夫，缺乏政治智慧。
　　司马光对五代十国很有独立见解，得到后世史家的肯定。对于五代十国时期的“不像样”的大臣，也有一个典型。此人遭到欧阳修、司马光的一致批评和谴责。他就是冯道。
　　冯道的人生经历堪称是一个传奇。用《资治通鉴》的话说，他当宰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翻译过来，意思就是：冯道在五个朝代、给八个不同姓氏的君主当过宰相，如同旅店看待过客那样，早晨还是仇敌，傍晚就成了君臣，更换面孔、变化腔调，竟然没有一点羞耻之心，这样的节操，即便有些小善举，也不值得称道。
　　《资治通鉴》的记载没错，冯道的确是“历五朝、八姓”的宰相，他字可道、号长乐老，是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生卒年代为“882年-954年”，见证和经历了从唐末到后周的世事变迁，活了72岁。所谓“历五朝、八姓”，是指他早年曾效力于燕王刘守光（后梁册封的），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先后效力于后唐庄宗、后唐明宗、后唐闵帝、后唐末帝、后晋高祖、后晋出帝、后汉高祖、后汉隐帝、后周太祖、后周世宗十位皇帝，期间还向辽太宗耶律德光称过臣，始终担任将相、三公、三师这样的中央核心机构职位。
　　欧阳修和司马光都是北宋时人，深受儒家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的熏陶，按照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标准，冯道“历五朝、八姓”是不可原谅的、不可思议的，是“失节”的行为。什么是“失节”？就是没有气节、操守。
　　司马光的理由是，正派的女人不会先后跟从两个丈夫，忠诚的臣子也不会侍奉两个朝代的君主；如果做女人不正派，即使再有如花似玉的美貌、纺纱织锦的巧手，也称不上贤惠；做臣子不忠诚，即使再怎么才器过人、足智多谋、政绩卓著，也不值得看重。
　　冯道这样的传奇经历，在五代十国时期实际十分罕见，算是异类（常见的主要是经历两、三朝的文臣武将）。不过，匪夷所思的是，尽管后世学者、史家对他多有批评，但当时人似乎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
　　比如后周的另一位宰相范质，他就对冯道持表扬态度。他说，冯道这个人德行深厚，精研古道，才器雄伟度量宏大；虽然朝代变迁，人们也没有闲言碎语，好像大山那样巍然屹立，不可撼动。
　　范质对冯道的这个评价，与司马光、欧阳修二人完全相反，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人们也没有闲言碎语”这个说法，也暗示了当时的人们普遍对冯道的“历五朝、八姓”其实是并不在乎、计较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鲜明对比呢？难道五代十国时期还没有儒家思想、没有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么？
　　非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春秋时期的孔子提出的，早在《论语》中便已记载传世。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宣扬思想，是在春秋时期。此后，又被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等人进一步继承、发扬。至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将儒学树立为正统思想，使儒学地位超越各家学派、达到最高。隋唐时期，儒学与佛、道思想并行发展，形成“三教并行”的思想文化格局。那么，按理说从春秋到隋唐，儒学的地位既然是逐渐走高的，那么“君君臣臣”的政治道德应该是不断传承发展的，至五代十国时期又岂能凭空消失？
　　那么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五代十国时期并不重视儒家思想——这其实也是最符合史实的解释。且容我们依据史实、稍作逻辑推理释之。
　　前文已经述及，五代十国时期武将专权、军人跋扈、政权更替频繁。这是基本史实。这个基本史实意味着，当时人们只信仰军事实力。最能证实这一点的，莫过于后晋军阀安重荣。
　　安重荣是后晋的镇州刺史、成德军节度使。他平素倨傲跋扈，时有僭越之举。在目睹了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靠兵变得践帝位的事实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意思是，“天子”并不是天生的贵种，不过是仗着兵强马壮夺取了天下而已。他的这一观点和看法，在五代十国极具有代表性，也极其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五代十国的政权，几乎都由节度使建立，政变或兵变也都由武将发起。这些人建立的政权跟此前的朝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既无宦官专权，也无儒家文官体系的干扰，全都是唯我（武将）独尊的局面。
　　那么文官去哪儿了呢？在忙什么呢？科举考试还正常开吗？
　　在武夫独尊的时代，儒士、文官是不受待见的。当时，有位叫史弘肇的将军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意思是：读书无用、儒士无用！
　　这些武夫大多是粗人，热衷于略施小恩小惠、以多养牙兵养子为厮杀做准备为要务，他们认为马上取天下无须儒士。所以，这时的文官和儒生是没有市场的。
　　这种政治生态至少导致了两个不良后果：其一，文治废弛，道德教化不兴；其二，儒士投机，不顾气节和廉耻。
　　前面所说的冯道这个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投机”的具体表现，就是公开背叛自己的君主，重谋出路，且安之若素——他们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至于科举考试，既然儒士、文官已无市场，科举如何会被重视？按史书的说法，五代时，“偏方小国，兵乱之际，（贡举）往往废坠”。意思就是，兵荒马乱的年月，科举考试往往废弃、不搞。“十国”政权也基本如此，即便偶尔举行科举考试，也多不严格，科场舞弊时有发生。
　　那些考上进士、中了状元的人，在当时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这时“状元”的名头叫得也不响。早期的记载一般只称“甲科”、“甲第”、“高第”、“榜首”或“第一名”。另外，“状元”这顶桂冠也并未给他们带来任何实惠。在待遇方面，五代的状元与宋中期以后的状元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有如天壤之别。
　　结果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状元大多寂寂无名，没什么社会影响；他们既无政治实惠，也无独特的社会地位。以至于一些状元姓甚名谁，在史书中都没有留下记载。在有名有姓的状元中，他们多数进入官场后都未挣得象样的地位，甚至久沉下僚。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代！“乱”在没有稳定的政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没有道德的约束和教化、没有理性的国家治理。这个乏善可陈的时代，最大的价值就是给后世的政权提供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如果实在要遴选这一时代的历史成果，那么或许有这样几项：其一，这个时代由于北方的动荡、南方的相对和平，不经意地推动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其二，这一时代军阀政权对“商业”的友好态度影响到后来的政权，“农商并重”的经济政策逐渐成型；其三，科技文化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