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原文(关于《西厢记》的思考——学术拙见其三)

西厢记原文

前言:本文原稿为林叶青老师的《戏曲与中国传统文化》这门宝藏课程的期末大作业。试着打磨了下,没有了字数要求又精简了一番。建议读下原著或者看下戏剧,很有意思。附《西厢记》原文https://so.gushiwen.org/guwen/book_232.aspx《西厢记》北京京剧院演出版本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W41177VQ?t=65《西厢记》上海越剧院红楼团演出版本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s411z7EK?t=515正文如下:关于《西厢记》的思考笔者选取了《西厢记》作为阅读文本,并且分别观看了京剧版本和越剧版本的《西厢记》。本想提出一个与文本或者表演相关的问题,围绕该问题做一定的研究,奈何才疏学浅,加之感兴趣的点过多,实在无从下手。因此,本文只是在观看《西厢记》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不成体系的思考,或者由观看戏剧产生的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想法,笔墨不通之处还请多多包涵。首先是来源方面,王实甫的《西厢记》脱胎自元稹的《莺莺传》,其中的主要出场人物以及几个核心情节并没有变化,但人物性格、经历事件后的应对方式以及事件的走向有了很大的不同。概括下来,《莺莺传》是“寺中偶遇-解围定亲-红娘撮合-张生进京-落第变心“,而《西厢记》是”寺中偶遇-解围定亲-红娘撮合-张生进京-中第回乡大团圆“,除了红娘在其中的作用不同,前面几部分甚至在大体框架上是一样的。我认为这是一次很成功的改编,读《莺莺传》时我对张生的行为有很强的愤慨与厌恶的感觉,他把考取不上功名的原因归咎于崔莺莺,竟然能说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这种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始乱终弃的负心汉,而且《莺莺传》文本中的很多地方让人觉得逻辑不通,比如崔莺莺的对张生态度的突然转变、比如张生毫无道理的理由能够被京城中的人们认可。而《西厢记》则较好的塑造了一个可爱的重情重义的张生的形象,整体的行文逻辑也更加通畅,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具有反抗色彩的爱情故事。接下来正式进入戏曲赏析。开头比较有趣的一个细节是,原著中的开场是郑夫人上台介绍家庭背景与流落至此的原因,吩咐红娘带小姐去佛殿散心;越剧的开头第一场名为“惊艳”,直接快进到了张珙介绍身世,听说寺院出名前去拜访;京剧的开头第一场名为“渡河”,完全是一个新的情节,安排琴童和张珙渡河,张珙在舟上介绍自己的经历,把郑夫人的出现放到了第二场。笔者认为这三种安排方式各有千秋。原著按照的是在寺庙出现的时间脉络,以寺院为事件集中地。先是郑夫人一家滞留寺庙,然后是张珙闲谈中了解到寺庙而前去游历,两条线索交汇于张珙与莺莺第一次见面。而后人改编的京剧和越剧版本则是按照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脉络,一开始就是主人公张珙登场,镜头随着主人公移动,因为张珙的行踪才引发了普救寺相关的情节。并且,越剧其实更加简单凝练,干脆略去了张珙是如何打听到寺院这一部分,将场景直接落到寺院,让情节的发展更加集中。而京剧这版又是一种风味,介绍张珙有些过于突兀么,那就直接创造一个单独的渡河场景,然后在渡河场景里让张珙把自己的经历详细的说一遍,后面的寺院放到第二场再叙——这渡河场景在原著中只有两节曲牌《油葫芦》《天下乐》去介绍黄河的重要地理位置,而在京剧改编中后人将其改写为了完整的一幕,它笼括了张珙自述、在旅馆歇脚、与店小二交谈等一系列场景,没有选择旅店,而是用扬鞭行陆路,叫船行水路的赶路场面,更能够突出他们的风尘仆仆的那种艰辛的感觉。渡河时的表演也鲜明地体现出京剧的想象力的丰富。接着便是张珙随僧人游寺而碰上莺莺与红娘二人。事实上,从原著来看张珙在遇到与莺莺相关的事之外的情况时表现得是很“正常”的,他有“何日得遂大志也呵”的惆怅与豪情,有称赞黄河“此正古河内之地,你看好形势也呵”的大局观,与寺院中的僧人交谈时也彬彬有礼,而且后文也说明了他有学问、能考取功名,整体看下来他是一个标准的读书人形象。然而,等到见到莺莺一面后,他就“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直接高呼“我死也!”,陷入了一种痴情的、癫狂的状态,甚至去找红娘自报家门与生辰,这种有张力的反差与矛盾马上就把张珙这个可爱的痴情人的人物形象给立起来了。所谓一见钟情是也。仅一个照面,张珙对莺莺的形容就极尽能事,连用了“眼花撩乱口难言”“谁想着寺里遇神仙” 行一步可人怜“等等一系列语句,“似垂柳晚风前”又让人联想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整体构造了一个非常美的意境。相比之下,戏剧里的张珙倒没有表现得如此痴狂,改编者们依据后人们的语言习惯,仅用了张珙的两三句唱词来表现他的惊喜与爱慕。印象很深的是原著里的”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到了越剧里变成了”庸脂粉见过了万万千,似这般美人儿几曾见“,意思虽是一个意思,但是越剧里的表述更加有味道,以至于我初次看时以为这就是用上了原文中的语句。不过虽然语句上的热情有所收敛和克制,但是表现张珙心理的几个动作非常的传神,那种盯着莺莺看的”痴态“和念唱白前眼珠一转真的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对于如何把握那种”痴态“,感觉扮演张珙的艺术家把握的非常好,他不是那种流氓式的纠缠,而是带有书生的色彩,就好像见到了美人当即做了篇美人赋的那种得意与欲罢不能,让人无端联想到贾宝玉。笔者认为这也是观看改编作品的魅力之一吧,一方面会把自己在原著中看到的情节与语句一一代入,有一种原来书中的文字表现出来是这般这般的感觉;另一方面又会在意对原著进行改编的情节,会在心里不自觉地与原著进行比较,对改编的出彩的地方大为惊叹,对感觉改毁了的地方感到痛惜。改编作品对原著党们来说多了一层“互动“的意味。接下来的几折戏中我最中意的还是红娘的形象。我想了很久,发现不能用简单的几个词去完全概括这个女人。她是大胆而敢为的,敢于违背礼教束缚去帮助张生和莺莺;她是率真而活泼的,称张生为“傻角“,识破莺莺心思后故意逗她;她又是智慧而抗争的,在老夫人责难时能够一针见血的指出她的错误。她作为一个游离于正统身份之外的人,能够在各个人物中无拘束地行事,推动着莺莺与张生正视情感,让老夫人改变了决定,与端庄的、柔弱的莺莺形成对比,与所谓的正统、礼教形成了很鲜明的反讽。特别是越剧里的张咏梅老师扮演的红娘,生气勃勃,完全把这个形象给演活了。关于结尾,笔者看到了许多版本的《西厢记》的结尾,它们的关键点就在于是否要存在张生与崔莺莺的大团圆的情节。我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很多人都对结尾该不该改、要怎样改、为什么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梳理剧本改编的脉络的,“早在古代就有传言,王实甫作《西厢》写到‘长亭送别’呕尽心血而死,后边的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是关汉卿的‘狗尾续貂’。”“解放后,许多地方剧团重演《西厢记》时,对结尾都作了各种不同的改编。五十年代初莫斯科讽刺剧院上演的《西厢记》和田汉同志改编的京剧《西厢记》都以私奔作结,越剧《西厢记》则以‘哭宴‘为止。”[1];有讨论《西厢记》对后续杂剧创作的影响的,“王实甫的《西厢记》对中国白话文学的影响巨大。其杂剧戏谑剧、模仿剧早在14世纪末就已出现。在许多14、15世纪的杂剧中, 唱曲都随《西厢记》原作之声而附和, 张生、莺莺和丫鬟红娘的形象, 也全都有助于其他杂剧塑造类似角色。在《西厢记》被改编为诸多“传奇”后, 也出现了许多“续写”本和“翻案”本。”[2;有探究明清剧作家修改的原因的,“他们要么对莺莺和张生私下结合方式反对, 维护所谓的世道风化;要么固执于历史的真实, 翻出‘崔氏墓志铭‘, 否定王作的安排;还有的对于王作中大团圆结局有所不满, 认为落入窠臼, 而以凄凉的悲剧结束。“[3]……笔者认为,从现代审美意义上说,悲剧结尾的确更符合美学要求,到长桥送别后“惊梦”戛然而止,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一种虚无感。张生作为一介书生本不会与崔相国家小姐有任何交集,能够帮助崔家解围、退下孙飞虎贼兵是靠着当上将军的同乡杜确,能够向莺莺表白心意、结合被发现后免遭告官也是靠着红娘的周旋,在一切过去后,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书生,不会再有外部的力量去介入,只有考取了功名才能称心如意,而功名不得则全都是虚无,这种无力的悲剧性让人联想到古神克苏鲁,外力去给予了改变,外力消失后打回原形。但是,这样又终究让人意难平。如果,王实甫在写作时存在着为《莺莺传》翻案的某种想法,或许会同情张生而写下善终吧,谁知道呢。参考文献:[1]王维国.《西厢记》的结尾是歪曲了历史的真实吗?[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3):104-112.[2]奚如谷,伊维德,吴思远.王实甫的《西厢记》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J].国际汉学,2015(02):121-130.[3]李娜.明清剧家改、续《西厢记》的基本倾向及其原因[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0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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