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版是什么意思(在过去百年出版史上,“影印本”是如何演变的?)

《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薛冰 著,领读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

影印本

影印本,如同影抄、影刻本一样,是直接以旧有图书为底本,而应用照相制版和现代印刷工艺进行复制,产生的一种新版本形态。现代印刷工艺能使影印本的图文复制效果,比传统的影抄、影刻本更为接近原本面貌,而代价则低廉得多,所以自十九世纪中叶产生以来,影印本迅速成为一种广为采用的版本形态,尤其是出版经典古籍、碑帖书画。

应该说明,影印本只是一种版本形态,它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采用多种现代印刷技术,包括石印、珂罗版,以及照相铜版、胶印等。所以过去的一些相关著述中,对于影印本的概念界定模糊。如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见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只以亚铅版套色胶印本为影印本。更常见的是不单列影印本概念,而将其分隶于石印本、珂罗版印本等范畴之内。不过,这就只强调了印刷工艺上的差别,而忽视了版本形态上的共性。其实,出版图书,无论采取哪一种印刷技术,决定其质量的首先是底本,而在底本制作上,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重新制作底本,即使翻印古籍,也是另行缮写或排字制版,这往往会与底本发生差异,出现讹误。另一种是直接采用旧有图书为复制底本,自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原本面貌。古代的影抄本和影刻本之所以为人所重,就是这个道理。将影印本单列为一种版本,也是为了强调它的这一特色与优势。

当然,同样作为影印本,质量仍有参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就是对于影印底本的选择。无论从版本意义还是学术意义上说,底本的优劣,是一个根本的决定因素。然而影印的简便易行和成本低廉,也使它成为众多出版商牟利的手段,清朝末年的短短几十年间,几乎所有的中国经典古籍,名家碑帖,传世书画,都被影印过了,有的甚至不止一次。出版商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往往就以最常见的流通本为底本,而不肯花费较大代价寻求最佳版本。这种影印本虽然能够暂时满足普通读者的需要,但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非议,一旦有精选底本的影印本出现,就难免被淘汰的命运。

而较严谨的出版机构,乃将影印作为保存珍善本古籍且广其流传的方法。如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由张元济、傅增湘二位学者出版家经营其事,对于底本的挑选,精益求精,且不惜代价向公私藏家借用,所以成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古籍珍善本影印本。

 

其次,印刷技术也影响到影印本质量的参差。如前所述,珂罗版印本的质量,明显好于石印本,但由于其成本较高,所以清朝末年的影印本,几乎都是石印本。如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出版的《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五卷五册,在上海照相石印,所选底本多为宋、元佳刻,且开本阔大,高二百九十六毫米,宽一百八十四毫米,但石印效果,毕竟稍逊,以致多有漫漶之处。此书前有傅增湘先生所作长序,系统介绍了清末以来几种重要的“善本书影”的出版情况,是影印本出版史的重要资料。

照相铜版也是一种精致的影印技术,是以照相底片用化学腐蚀的方法取得铜版,属于凸版印刷,如用铜版纸或道林纸印制,效果近似照片。但由于制版时间长达数日,成本过高,当时就很少采用,流传至今的照相铜版影印本就更少了。其中著名的一部,是开明书店一九四一年出版《明代版本图录》十二卷。胶版印刷兴起较晚,是一种平版间接印刷法,同样以照相制取金属版或石版,但在印刷过程中,经过橡皮布将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纸页上,印版与纸页不直接接触。其好处一是可以减少印版的磨损,二是光滑的橡皮与纸张接触更为密致,印出图文也就更为清晰,但胶印的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在民国时期主要只用于彩印和画册印刷。

 

此外,影印本的用纸与装帧,也有精粗之别。

近现代影印本,版面编排方式也各各不一。有按原大影印的,如上海同文书局从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开始以石版影印武英殿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要算石印书中规模最大的工程。再如罗振玉先生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在日本影印出版的一批中国古籍珍善本,利用京都小林氏较先进的珂罗版技术,以日本皮纸精印,版心都保持底本的原貌,而装成开本统一的大册。笔者所得《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唐写本世说新书》等,开本统一,都是高三百六十八毫米,宽二百四十六毫米,但各本版心则仍依其旧。据说罗氏当年每种书只印一百部,并表示绝不再版,所以当时就有人估计这批影印本将“价逾古书”。

 

但最常见的则是缩印。以机制纸印刷、平装或精装的影印本,一般都是缩印本,如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中的许多影印本,无论原版开本多大,在除去版心后,一律缩印成为三十二开本。严谨的出版机构,在缩小影印古籍时,都会注明所据何本,原版大小,甚至说明底本的所有者。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将所影印古籍均缩印为高二百毫米、宽一百三十二毫米的小开本,但在各书前牌记中都有相关说明。如《孔氏祖庭广记》牌记:“上海涵芬楼景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蒙古刊本,原书板高二十二公分,宽十五公分。”

更为节约的影印方式是拼页,即将原书两页,分上下栏合排在同一页面上。《丛书集成初编》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拼页影印本。现当代许多大型影印丛书,都采取这种办法。此外还有将原书重排版式的,如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就是将原书页除去版心,以一页半为一栏,合上、中、下三栏照相缩印为一页,也就是影印本的一页,相当于原书的四页半了。而清末同文书局影印《康熙字典》时,更将原书行款全部打乱,重新设计版式,只有文字保持着本来面目。此后出版的《康熙字典》,则都是以同文书局版为底本影印的。

 

影印本出现之初,是一种时髦的新鲜事物,颇受读者欢迎,所以出版机构并不隐讳其为影印本,多在书名页、版权页以至书衣上标明影印本吸引读者。近年以来,雕版本与影印本间的价格差距日大,才出现了以影印本冒充雕版本的事情。这主要也只是原大影印、宣纸线装的本子,对于初入门者会有一定的迷惑性。其实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区分。传统雕版本是凸版印刷,在雕版上刷涂水墨,覆纸刷印,水墨的浓度不可能完全均匀,故而干燥以后,在同页文字上可以感觉到墨色堆积的不同厚度,这是影印所用平版印刷不会有的现象。

近三四十年来,影印技术日趋先进与简便。不但经典古籍与名家书画,现当代的许多优秀出版物也纷纷被影印出版。遗憾的是,百年前书商的陋习,又为某些出版社所继承,影印时只求版本易得,而不问优劣,以致某些早有定论的劣本,居然又被大印特印,耗人钱财,误人子弟。

影印插图本

影印插图本是近现代影印本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类别。传统的雕版插图本,以其版画的精美为世所重,毋庸赘言。清中期以后,国力衰弱,版刻技艺水准也大为下降,新出雕版插图多不如人意。而使用影印技术复制图画,远比翻刻刷印形象逼真。更兼其简便易行、成本较低,所以石印插图遂取版画而代之。这一阶段中,以石印插图本影响最大。《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所收王汉章《刊印总述》中,说到石印图书“字体行款,收藏印章,名人题跋,无不保留匡庐真面,毫发无讹,传古右文之功,实拜艺术进化之赐也”。这种仿雕版、线装的影印插图本,不但具有相当高的观赏价值,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价值不言而喻。

影印插图本,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以过去的插图本为底本形成的影印本,二是含有影印插图的新出版物。

 

清朝末年,以石印术复制的古代典籍插图本风行一时,一些篇幅宏大的插图本如《南巡盛典》《万寿盛典》《鸿雪因缘图记》《圣谕像解》等,都因石印本的出现才能广为流传。有些石印本的质量极佳,如民国时期石印《闺范图说》四卷,底本系明代万历年间集徽州黄氏妙手神工所雕镌,影印本版框高二百零二毫米,宽一百三十九毫米,四周单边,版心白鱼尾,上刻书名,下刻卷次、页数,并刻工名字,不失原刻神韵,用棉连纸印刷,诚可谓“下真迹一等”。

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任渭长画传四种》,版框高一百五十一毫米,宽一百一十毫米,四周单边,版心简化,仅写书名、篇名及页数。如其中的《剑侠传》,影印本对原版画人物稍作缩小,将传文或赞语转写在图页上,篆、隶、楷、行、草诸体皆备,或上文下图,或右图左文,或图文勾连穿插,格局灵动,充分发挥了石印技术的优势。

 

石印本的小说、戏曲等市民通俗读物,也都纷纷增印插图,以争夺市场。当时有些图书,才见刻本面世,就有书局大量石印,低价倾销,以致闹出纠纷。各家书局出版的《红楼梦》(或名《石头记》《金玉缘》),除了每回前有插图二幅外,卷首往往还有主要人物的绣像,有的另印出宽五百九十毫米、高四百八十毫米的巨幅《大观园精细全图》。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上海鸿文书局据广陵味潜斋藏本石印的《增像全图三国演义》,花边版框,高一百二十八毫米,宽一百零三毫米,四周花边,版心无鱼尾,上标书名,中标卷目,下标页数,此书前竟绘印了一百四十四个人物绣像,与序言、目录单独装成一册。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上海文华山房石印的《绘图燕子笺》,版框高一百七十三毫米,高一百一十八毫米,四周双边,版心单鱼尾,上写书名,下标卷次、出数、出题及页数。四卷分装二册,每册前各配插图十幅,也是一种范例。阿英先生编有《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于此类所叙甚详。

 

值得注意的还有儿童读物,印成配图的小本。如上海有文书局石印的《谜语大观》,封面上明标“儿童读物”。我所得的第二十一册,内容并不是谜语,版心标示的是“滑稽”,类似后来的连环图画。此本高七十八毫米,宽六十四毫米,页面分上下两栏,上文下图,内收四个故事,最长的十二图,最短的四图。

 

含有影印插图的新出版物,不止于石印本,也有铅字排印本。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涵芬楼秘笈”十集五十一种八十册,内有影印本,也有排印本。第四集中的《厓山集》,据瓶花斋吴城借钞明弘治刻本排印,原书前影摹弘治刻本版画插图五幅,则以石印。其中的一幅割为三页的“厓山图”,有着特殊意义,因为画面上所绘客家围龙屋形状,与现存客家围龙屋并不相同。所以有学者认为现存围龙屋实例都是清代以后的,而据现存围龙屋推测客家民居的源头,也就难以成立。按《厓山集》弘治刻本原藏天一阁,嘉庆年间已无踪影,钞本而外,这种“秘笈”本也不可多得。

 

类似以古籍书影作为插图的新书,就更多了。如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一月初版《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历代藏经考略》一文,就附有以铜版纸精印的二十五幅历代经藏书影。

民国时期旧式文人出版诗文集,比较考究的形式,是将铅字排印本做成仿雕版式的线装书,再配上现代的珂罗版插图。如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春,廉建中、惠毓明夫妇为庆贺水晶婚编印《蓉湖双栖图题咏、水晶婚唱和集合刊》一册,以毛边纸排印,书高一百九十毫米,宽一百二十五毫米。所配插书画、照片,均照相制为锌版,一部分与文字一样印在毛边纸上,另有八页印在铜版纸上。照相锌版属于凸版,所以能同铅字拼在同一个版面上,其特征是图片上可以看到明显的网点。这种锌版插图成本较低,制作方便,所以长期应用于书刊、报纸,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同是锌版插图,毛边纸的印刷效果,就远不及铜版纸了。书前其同乡钱基厚先生的一篇题词,最后写道:“祝君夫妇福慧双修,故国重光,旧梁再栖,毋如赵文敏夫妇,徒以书画寄恨也。”文尾的署款是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四月四日,其时日寇尚未投降,而生活在上海的这些文化人,分明预感到“故国重光”的日子已经不远,廉氏夫妇不会再像赵孟夫妇那样长久生活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了。

 

影印插图中,珂罗版以外,照相铜版的效果,也较石印为好,以铜版纸印刷时,看上去就像照片。一八九二年,美国人孔士又发明了三色照相网目版,其方法需按色彩分别制版套印。《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载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认为“光绪三十二年,土山湾印刷所之顾掌全入上海南市中国图书公司摄制铜锌版,而许康德则于光绪三十四年进商务印书馆摄制教科书照相锌版”,至于三色版的试制,要晚到宣统年间。然而,笔者所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子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版权页标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六月初版,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二月四版,书中已插有一页三色照相铜版图画,色彩十分鲜艳,可见其技术已经成熟。

 

此外,一些著者原本难以刊印的学术性、专业性插图本,也因石印术而得以问世。如民国庚午(一九三〇)冬月,北平商务印书馆分馆为陈宝琛先生代印《瀓秋馆吉金图》二册,版框高二百五十六毫米,宽一百七十六毫米,四周单边。版心鱼尾简化为双线,上标书名,下记页数,宣纸印刷。此书以陈氏所藏三代青铜器七十九种、八十五器的拓本为底本,照相石印,印制极佳,仍能感觉到拓本的韵味。书前有罗振玉先生长序,后有陈氏跋,述影印缘由甚明。然此书虽系石印,成本亦不低,当时的定价已是“通用大银圆六圆正”,非一般读者所可问津。

 

本文内容经领读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授权节选自《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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