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梦:班克斯岛上的麝牛

作者简介
巴里·洛佩兹(Barry Lopez 1945—)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自然散文作家,其《北极梦》1986年荣获美国全国图书奖非虚构作品奖。他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散文,著有6部散文作品。除《北极梦》之外,他的另一部散文《狼与人的故事》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和美国自然散文的最高奖项“约翰·巴勒斯奖章”。其他4部散文作品是:《穿越开阔地》《重新发现北美》《生活往事》《辩解文》。他还著有10部虚构作品,其中《冬日故事》《乌鸦与鼬鼠》《野外笔记》《抵制》也屡屡获奖。
译者简介
张建国,河南渑池人,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英美自然散文和科学散文。2009年至2010年,在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英语系做访问学者,师从斯洛维克教授、布兰奇教授、格罗特费尔蒂教授等国际著名生态批评家,研修生态批评与英美自然散文。

时值六月中旬,汤姆森河显然是条真正意义上的河流,十二月黑暗、冰冻的日子里,它绝不会如此。它发源于班克斯岛中东部一条不知名的小溪,在夏季阳光照耀下,黑色的水面波光粼粼,向北流入麦克卢尔海峡的卡斯特湾。该河流是营养物的走廊,班克斯岛西北部因之成为北极的一块绿洲,动植物的庇护地。
青翠、肥沃的汤姆森河谷是个引人瞩目的地方,部分地是因为,这个岛屿其它大多数地方或是布满碎石的荒漠,或是地表裸露,只长着一些单一、分布广泛的植物——比如说,长着一大片黄色委陵菜花,或是铺着一层软垫似的翠绿色无茎麦瓶草。在汤姆森河西岸,我扎营于埃布尔小溪和贝克小溪之间,那里的景观荒凉:侵蚀性冲沟切入很高的高原,直到西边某一地方。即使是这儿也显示了汤姆森河谷的庇护地特征,因为这些沙漠色海岸从来没有被更新世冰川触碰过。像阿拉斯加西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一样,班克斯岛的许多地方在冰川期没被刻蚀过。事实上,这里可能是20000年前无冰北冰洋的海岸。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观看麝牛。除北美野牛外,麝牛是北美冰期幸存下来的少数动物之一。其大部分同伴,像猛犸象、惧狼、北美骆驼和短面熊,都灭绝了。而麝牛持续活了下来,它们显然孤单却还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苔原上,完全适应了北极的生存方式。
带着一副高性能双筒望远镜,我坐在汤姆森河之上几百英尺高的险峻岸边。河流蜿蜒穿过一大片长满渗流草甸的平原和苔原,呈牛轭形,一路流到我的左侧;在我的右侧,贝克溪切出了一条岸很陡峭的河沟,直到西边某个地方。在南侧,远远望到的是许多簇黑色小点;在两英里以外,我的肉眼就被奇妙又模糊的反光吸引住了。黑点儿缓缓飘过开阔山坡上棕褐色的草地,我意识到,那里肯定有生物。但来自远处的这些长毛体两侧的闪光,使我更古老、更深的潜意识有所警觉。我还以为是食肉动物的眼睛在闪。
麝牛吃草的那个辽阔山谷,与西藏山谷的颜色和轮廓相似。我用望远镜把它拉近看。透过镜头,动物们看起来更黑了,棕褐色的山丘颜色更深了,山谷尽头上方的天空呈暗蓝色。大地承载的万物在阳光下闪烁。我想起加拿大一位研究麝牛的生物学家的话:“在北极景观中,麝牛看上去特别赏心悦目。在冬季的白色和夏季苔原颜色的背景中,它们显得尤为突出,其他动物则不然。”
我把望远镜放回大腿上。这是一个无时间标志的下午。我的左侧,是巨碗形寂静河谷,谷底河流在蜿蜒,数十平方英里的棕色苔原以及绿色莎草草甸历历在目,就像看我笔记本的上的字迹一样清晰,这是无尘空气中无散光现象所致。大地似乎毫无掩饰。河谷里的动物走上几步,然后停下来四下张望。两只沙丘鹤静静地站在河边。三只身材细长的皮尔利驯鹿,呈月亮似的银白色, 以鹿那样的浮躁方式在陡岸上吃草。苔原融化形成的池塘,鲜亮的深蓝色水面在太阳斜照下,在平地上格外显眼。在大一些池塘的中央,水面下碧绿色的冰核(冰块残余)在闪光,它们犹如冬天收缩了的心脏。
在汤姆森河对岸,也有三四群麝牛在小山坡上吃草。每一群有十到十二头的样子。我在笔记本上画这些麝牛群分布略图。最能引起我注意的是小麝牛的数目,即使在两三英里之外,仍一清二楚,因为精神饱满、用角互顶的小牛跟其它平和、缓行的麝牛形成了鲜明对比。四十九只动物中,有十二头小牛。这儿没有荒凉的山丘和冲蚀的高原,缺失了对比,莎草草甸的丰茂就难以在脑海中留下印象。大脑只注意了多产和小麝牛嬉闹的景象。然而,在河的对岸,麝牛能吃的草较多,包括款冬,酸浆菜、罗丝草和吊坠草,以及莎草。太阳照耀着这些生物,也照耀着融冰池塘。高远的天空一副遗世独立的模样。这里有些许鸿蒙之初的氛围。
我又拿起望远镜细察南面远处河谷里的麝牛。五十到六十头麝牛组成的牛群中,有十到十五头小牛。我继续观察它们,不久就听到沙丘鹤发出咔咔嚓的警报声。西南方有只北极兔机警、迅速地探起身子。东南方有只雪鸮坐在草丛中,一身白色打扮,与北极野兔一样醒目,前伸的脑袋转来转去,左顾右盼。北极野兔发现了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显得很焦虑,好像听到有人吹了口哨一样。那一刻,我感觉地面弯曲得像弓一样,体验到我们之间的空间的张力,似乎野兔、雪鸮和我都站在干涸的没有水的湖底一样。这样的时刻持续了好大一会,直到北极野兔挺起的前身落地,开始津津有味地吃柳树叶,雪鸮凝视的方向又转向低处的河谷。
沙丘鹤的抗议声仍在继续;我换了坐的位置,避开它们视线,沙丘鹤的叫声戛然而止。
在我身后,也就是北面,我的四个同伴在山坡上忙碌,其着装的颜色样式从远处看,也能暴露有人在活动。他们是考古学家,正在一丝不苟地勘查十九世纪爱斯基摩人科珀部落营地遗址的具体位置,该遗址被称作PjRa-18,俗称古巴塔娜遗址。像该地区其它遗址一样,此营地坐落在有风吹拂的小山顶,俯瞰茂盛的莎草草甸,优良的麝牛草场。营地周围27000多平方码的范围,散落着27000块骨头,这是大约250只麝牛的骨骼残骸。生物学家把此称为“死亡集合。”这里也发现了雨花石环,这是用来固定北美驯鹿皮做的营帐,以抵御风雨;还发现用页岩和铁矿石板建的藏肉地窖废墟,以及燃烧柳枝和北极白石楠留下的炭灰遗迹。一百年前被当做食物吃掉的红点鲑的下颚,上面的油迹仍闪闪发光。此地人类猎杀动物果腹的原始证据,使人体验到一种永恒的生命意识。
无论在南面山丘上,还是在东面莎草草甸上,麝牛都在如此平静地吃草,它们是如此生机勃勃;爱斯基摩人营地遗址上,歪歪扭扭地散落着角发黑的白色头盖骨。也许,正在吃草的麝牛就是头盖骨载体的后代。

这一营地的故事始于上一世纪。
1851年9月,罗伯特?麦克卢尔船长引领皇家海军“勘察”舰,沿班克斯群岛的北海岸航行,在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海峡被困于海冰中,急待救援。向该岛东端推进时,麦克卢尔发现了一个水较浅、可避难的海湾,他把它称为“上帝仁慈湾”(Bay of God’s Mercy,即默西湾,Mercy Bay)。他和船员们在此地度过了冬天。来年夏季,冰仍没解冻,他们不得不又在此地过冬。1853年春,来自皇家海军“坚毅”舰的救援队抵达,该舰是冬季停在梅尔维尔岛的姊妹舰艇。(两艘舰艇均隶属于英国搜寻队,寻找失联的富兰克林远征队)。麦克卢尔极不情愿地接受了“勘察”舰已无法救出的事实,被迫放弃排水量450吨、装有铜甲的舰艇,随救援队回到梅尔维尔岛。
住在200多英里外的维多利亚岛上的科珀爱斯基摩人,不知怎么获知弃船一事。(来自于明托湾和阿尔伯特王子湾一带的这些康希利瓦克缪特人和康希利瓦冾克缪特人,从没有见过白人。1906年美国捕鲸船到访,他们才开始和白人接触。此后不久,他们被称作科珀[Copper,铜]爱斯基摩人,因为他们用当地铜矿床制造工具。)维多利亚岛上的土著人,哪一年春季第一次穿过威尔士亲王海峡的冰面抵达班克斯岛,这无从知晓,但他们曾从汤姆森河谷北上,直到默西湾,并留下了清晰的踪迹。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班克斯岛的财富会落到维多利亚岛土著人的手里。直到那时,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北极两条贸易通道的终端,而不是一条。第一条通道始于其西方的西伯利亚,经过阿拉斯加北海岸;另一条始于南方,向北经过发源于加拿大内地的马更些河。现在他们可以扭转货易的流向了。* 他们很少见过像在默西湾发现的那类物品,也从没见过这么多物品。对他们来说,海岸边弃置舰船的储藏物以及舰船本身特别不可思议,这就像发现了来自太空的储备丰富的运输工具。
爱斯基摩人每年向默西湾远足的旅程中,可能轻装上阵,为狭小的雪橇和狗的驮包节省空间,以便从弃置船运回有用物品。最受青睐的是铁条、帆布片,还有软木材板,这种木板比驯鹿角更易用来雕刻。受青睐的还有舰的铜甲、纺织布、麻绳,毛纱、皮靴(在北极,皮革完全不适合用来做皮鞋,这一点英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
在北行旅程中,除了吃从维多利亚岛带的少量海豹肉及鲸脂,爱斯基摩人吃沿途捕杀的动物——偶尔是驯鹿,但也包括换毛的鹅(因为不能飞,所以很容易抓到)、鱼和大量麝牛。他们把麝牛赶出河沿岸的莎草地,赶上小山顶,在那儿麝牛不出所料地转头对抗,爱斯基摩狗则冲过去牵制麝牛。猎人们用铜头箭或铁头箭射死它们,箭杆是用精选柳枝做的,用少许肌腱捆在一起。(如今发现,一头头麝牛肩胛骨处都有小而圆的箭孔,箭的射角直指猎物心脏。当时,他们对麝牛的身体结构了如指掌。)
麝牛在倒下的地方被屠宰,一座营地也建了起来。整个夏天,一些小分队很可能就在营地和弃置的“勘探”舰之间来回穿梭,去搜寻有用物品。初秋,最初几场雪为雪橇铺就通道后,这些人就能乘雪橇回到南方老家,在那里以捕猎到的海豹为食过冬。显然,同样的营地他们用了很多年;在其中一些营地,上百头麝牛的骨骼逐渐堆积起来,留下了古巴塔娜遗址之类的遗址。到1981年为止,科学家们沿着汤姆森河共发现了150个大大小小的营地遗址,以及约3000头麝牛凌乱的骨骼。
一些人认为,在弃置船舶及其贮藏物被完全利用完之前,麝牛的数量由于遭受这样大量的猎杀,就已急剧下降。(发现了弃置船贮藏物的一些残留,但船舶或是沉到海里了,或是飘走了,至今都没找到。)大约1890年以后,维多利亚岛的爱斯基摩人不再来班克斯岛。
1914年到1918年期间,探险家威尔加尔默?斯坦范舍多次穿过班克群岛,但从未看见过麝牛。事实上,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在该岛见过麝牛,直到1952年夏,加拿大一位生物学家在汤姆森河流域看到一头公麝牛。该头公牛可能是此前未被发现的少数原有麝牛群残余的一分子,也可能是来自于维多利亚岛的外来麝牛群的一分子,后者走的是与北行的爱斯基摩人一样的路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期间,班克斯岛北部偶尔可看到麝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调查也证实,该岛的麝牛在1200头到1800头之间。1975年的调查表明,该岛麝牛数量又增多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调查则显示,数量达到了惊人16000头到18000头之间。
班克斯岛麝牛数量惊人的恢复,其原因生物学家还解释不清。在麝牛的繁殖生物学和营养方面,以及在其它因素的影响方面,生物学家尚未掌握足够信息;这些因素可能包括有利天气时段延长,以及没有驯鹿来与麝牛争夺同类食物。然而,有这样一个初步共识:汤姆森河谷丰茂的莎草草甸和草地,对麝牛种群数量在班克斯岛北端的恢复,及其生存范围向该岛南部的扩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今到汤姆森河地区游览,马上就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感受到其强劲的生态恢复能力:鸟的数量和种类、北极狐的数量、旅鼠洞穴都很多;北极野兔成群,北美驯鹿在山坡吃草;麝牛群中幼崽的数量惊人。由于生命存在,该河谷既活力四射,又一片祥和。
如果故事只讲到这儿,说麝牛的数量恢复了,说科珀爱斯基摩人过度捕杀麝牛已成为历史,这会给人留下北极生态可恢复这样一种错觉。我们可以想象,麝牛被粗鲁轻率的人杀光,他们脑子里只想着要取回默西湾的财富。这只是一个孤立事件。然而,庞德斯海湾发生的另一些类似事件更能说明问题;有关人类、大自然和灭绝这类主题的更为古老的故事,就以此地为背景展开。
人类对野生动物的严重干扰,从生物学角度和经济角度来看,都极其复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班克斯岛上的爱斯基摩人几乎杀光了该岛南部所有的狼,以保护他们设的捕北极狐排钩线不被破坏。1981年和1982年,他们大肆猎杀该岛南部的麝牛,以保护他们的食物之源驯鹿,因为麝牛与驯鹿争食同样的草料,后者在他们看来又不占上风。(爱斯基摩人把岛东北端的汤姆森河流域视为绿洲,认为那里永远是应受保护区域,那儿的动物不断为人类提供丰富资源,满足其对肉和兽皮、骨、肌腱以及皮毛的需求。他们在那里既不狩猎,也不设陷阱。)
把野生动物猎杀到灭绝的程度始于很久以前。例如,2500年前,阿留申猎人明显地把阿留申群岛安奇卡岛附近的海獭杀光了。800年前,新西兰的恐鸟被毛利猎人捕杀光了。在夏威夷群岛工作的动物地理学家近期发现,1778年第一批欧洲人到来之前,超过半数的本地鸟类已被土著居民杀光。(相关猎杀者的动机我们无从知晓。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如果他们明白的话,不知道他们是否会不这样做。而且,一些人类学家提醒说,在有历史记载的时期与史前时期,北美土著居民在野牛跳崖处对北美野牛的大屠杀,以及在河流跨越处对北美驯鹿的大屠杀,是符合当时的伦理观的,也符合土著人对自然史和保护原则的理解。)
然而,人类具有消灭野生动物种群的能力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古生物学家亚瑟?耶利内克,用非常严厉的措辞评说北美早期居民,把他们视为“没有任何(自然)进化来的防卫方法能够抵御的”肉食动物,视为全新世之初北美生态系统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根源”。这是“一个效率极高又迅速膨胀的肉食群体,”具有“可怕的破坏潜力。”耶利内克这样写道。
耶利内克的上述判断基于一些具体事件——始于约18000年前的北美大型哺乳动物的灾难性灭绝,他相信,在这些事件中,人类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事件被统称为更新世灭绝事件。
我们习惯于认为,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北美平原生机勃勃,有6千万头野牛,有以数百万计的叉角羚、麋鹿和鹿,以及灰熊和狼。然而,奇怪的是,这只是幸存下来的,原来的数量大的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跟更新世后期相比,十八世纪的北美是一个资源枯竭的地方,一个“最巨大的、最凶猛的、最奇特的生物形式不久前已消失”的地方。大犰狳, 后退站立高如长颈鹿的地懒,北美猎豹,剑齿虎,猛犸象,快马,骆驼,以及麝牛的同科动物——这一切,无论是整个物种还是所有个体,都没了。这片土地本身也彻底变了。十八世纪到此地的旅行者看到的沙漠,曾经是郁郁葱葱的草原,曾经生长着大群大群的吃嫩叶动物、食草动物、食肉动物及食腐动物。
所有这些动物为何在更新世行将结束或结束时灭绝,对此有截然不同的解释,但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灭绝是由以下两种原因之一导致的。要么是气候发生了迅速和巨大变化,这些动物不能适应;要么是人类狩猎导致灭绝。一些科学家很怀疑人类猎杀致其灭绝的说法。他们认为,说人类这一“聪明的”食肉动物食肉时很浪费,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尽管可支持相反观点的证据,在现代乃至过去都占压倒性多数)。他们怀疑当时的相关武器和狩猎技巧在导致灭绝方面的效能。他们还认为,那时的人口不足以将所有动物全部杀光。他们提出,仅气候因素就足以解释那时的动物灭绝。根据这一观点,气候变化导致土地干涸,植物构成和分布发生根本改变。主要以这些植物为食的大型食草性哺乳动物灭绝,进而导致以其为食的食肉动物和食腐动物灭绝。在这种模式里,人类的食肉效果在极端的环境压力下,有时被认为是对生态系统的最后一击。
人们做了错综复杂、难以反驳、强有力的论证来捍卫以上两种观点。然而,人类如果不是起决定作用,也起关键作用的观点,似乎是不容忽视的。人类显然有这样的潜力,而且从平原野牛、吼鸽、海雀及北极露脊鲸的命运来看,人类的效能极具威胁,波及范围很广。有人会认为,人类这种生活模式当今仍然存在,灭绝问题会加剧,因为人口的膨胀必然会导致自然栖息地的大规模破坏。
我们痛惜爱斯基摩麻鹬、海生水貂、拉布拉多野海鸭、帕拉斯鸬鹚和斯特勒大海牛的消亡。它们的生活我们如今无从探究。然而,我们不愿意对此类物种灭绝承担直接责任,是出于情理之中的、的确也有些复杂的生物本能性思维,这种思维基于这样的信念:作为一种也要生存的物种,我们的行为没错;对每一种物种的灭绝,我们不是唯一的责任者。(例如,加利福尼亚秃鹰的消亡,可能只能从其生态适应性方面解释。)我们最近的本能性感觉一直就是如此:无论何时有需要或有欲求,我们可以大规模减少其它物种的种群数量,或把它们完全清除,然后占据它们在食物网中的生态位。这样来理解我们自己,不是在诋毁我们自己,甚至不是在从某一角度批评我们自己。关于我们的未来,一个冷酷的观点是,处在一个由无情的化学、物理和生物规律支配的宇宙,我们自己也在走向灭亡。另一个更有建设性、更吸引人的观点是,我们的聪颖使自己能领会正在发生的事情,能沉着应对,而不是被其复杂性吓倒,我们有勇气去采取措施,即使这些措施在我们有生之年不会有什么结果。
6月的一个黄昏,蹲在古巴塔娜遗址的遗迹上,用麝牛肋骨拨弄着柳木制的雪橇的两个滑板之间的土,我想我们不能责备猎杀了此地麝牛的科珀爱斯基摩人。也许他们甚至认为,即使他们似乎已把麝牛捕杀光,麝牛会有再现的时候;他们当时就是基于人类这样的理解层次思考的,这一层次我们再也不会有了。我们也不能责备岛上的现代爱斯基摩猎人,他们为了使所设陷阱能套住北极狐赚钱,而杀绝可干扰陷阱的狼,或是为了确保自己有足够的食物来源驯鹿肉,而清除麝牛。他们在努力适应对他们来说是非正统的经济学。但是我们之间可以相互帮助。他们的传统哲学观是坚持用伦理的态度对待动物。在这一传统精神中,以及在欧洲人相互同情式的尊重观念中,也许蕴涵着现代人如何重建与动物的关系的思路。我们需要一种开明的尊重态度,使不同种族的人都以伦理的态度与动物更为和谐地共处,使我们都更为坚定地在未来的岁月里,在动物对我们仍缺乏防卫能力时候,遵循一种高尚的做事方式。
手拿麝牛肋骨,拨开麝牛冬季拉的已经干了的粪便,拨开北极野兔刚拉不久的粪便,拨开风吹落在地的北美驯鹿脱落的毛,以及一层卷曲的干柳树叶和虎耳草叶,我终于发现一处潮湿、珍贵的淤泥。这是遗址的根基。不管他们的道德倾向是什么,当时的康希利瓦克缪特人和康希利瓦冾克缪特人是以吃这些柳树叶的麝牛为食的。他们用麝牛角制作长柄勺,用其骨头制作工具,在厚实、隔冷的麝牛皮上睡过了秋季的最初几场寒冷的风暴。他们就是靠这些生存了下来。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管是冰川侵入北美之前还是之后,麝牛发挥的作用远比人们说的要大。
我站起身眺望河谷,感受到时间的久远:我身处一个已有一百年历史的营地遗址,面对历史学家声称从未被冰川侵蚀过的河谷;现代爱斯基摩人说,这一带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块圣地。麝牛在那儿吃草,在其眼里,似乎我还没有一块石头重要。麝牛祖先的头盖骨在我脚旁,沐浴着阳光,阵阵凉风从古巴塔娜坡吹上来,拂过我没带帽子的头。

我第一次看见麝牛是在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市外的一个实验农场。那是个宜人的夏日,轻拂的微风,远处空旷的田野,周围的群山,似乎都是那么清纯。我站在一个斜坡上,一个孤单的动物从坡底部的高高枯草中往外走。它身后的枯草来回摇摆,最终,它漠然地停在一块开阔的地方,它身后的枯草不再摇摆,它侧腹的长长鬓毛也停止晃动。那一刻,我被面前呆得最久的动物的特质震惊了:其一举一动颇具东方格调,其姿态呈沉思状。这头动物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全身抖动一下,然后低下巨大的头,从容走开了,其步态是我见过的大型动物中最悠闲镇定的。一个杠子似的深色牛角闯入我的视野,然后是高高的肩膀,以及耸立的醒目鬃毛。麝牛像一个和尚,也像个日本武士,定格在我的脑海里。随后几个月,我发现自己对麝牛特征的归纳太过草率;但像许多油然而生的看法一样,我觉得这些归纳也还可以,于是一直记在心中。
我与动物看管者一起走进六英亩的围栏,该看管者名叫波尔?亨瑞森,是在阿拉斯加大学就读的丹麦学生。麝牛钻进了一片云杉树林,亨瑞森提醒我要提高警惕,沿着篱笆墙走,并随时做好爬出去的准备。我们在一小山头下碰见了麝牛,只望见了它们的后背;其肩部隆起,肩隆部鬃毛后是黄褐色的脊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从我们所处视角看,它与灰熊非常相似。我们向麝牛靠近。我惊奇地发现,原来麝牛这么小。我们又靠近了些,我还吃惊地发现,麝牛在小树林中行动敏捷,而且,即使是在空间狭小的云杉树林中,它们敏捷走动时,相互之间距离却很近,臀部挨着臀部,肋部挨着肋部。
我们不再追随它们,而是回到围栏边,默默观察。我偶尔低声问一些问题,亨瑞森都做回答。麝牛警惕地看着我们,用宽大黑鼻子的喇叭形鼻孔来探探树下的空气有多凉,金黄色的大眼珠在眼眶里打转,好像我们是它们很难琢磨透的两个怪物。
随后,穿越一片有驯鹿吃草的草场时,(跟麝牛相比,它们的行动看起来好像更紧张,更迷茫。)我告诉亨瑞森,我对麝牛的印象是,它具有东方特质。
“你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吗?”
“知道,”我笑着答道,“但忘了。”
它们来自中国北面的高原,在那里它们的远祖像绵羊和牛一样适应了高山和苔原生活。加拿大脊椎动物古生物学家理查德?哈灵顿认为,麝牛属动物本身约200万年前出现于西伯利亚中部的草原,进化成不同的物种。一种是欧亚麝牛,曾被克鲁马努人猎杀,当今俄罗斯的泰梅尔半岛可能有还有幸存者。另一种是北美现代麝牛,约125000年前伊利诺冰期末期或更早,穿过白令陆桥迁徙到北美。这种麝牛的祖先和同科动物很可能先于它到达北美,包括:西姆博斯麝牛(Symbos cavifronts),其身材更高更瘦,是更新世北美洲主要的麝牛科动物;普拉伊欧维博斯麝牛(Praeovibus),它也较大,腿长,较瘦;林地麝牛(Bootberium), 是一种生活在林地里的小型麝牛;高山麝牛(Euceratberium), 适应高山环境。这四种麝牛连同麝牛属本身的几种麝牛——如芋扣恁西斯麝牛(O. Yukonensis)和普罗柯西莫斯麝牛(O. Proximus)——在更新世末期都灭绝了。北美现代麝牛(O. Moscbatus)是这一麝牛科中唯一幸存到现代的,其生活区域南至美国新泽西州及内布拉斯加州这样非常偏南的地区;北美最后一个冰期——威斯康星冰期最强盛时,这种麝牛就生活在这一地区。
一种流行理论认为,威斯康星冰川约18000年前开始消退时,生活在今天美国中东部地区的麝牛开始向北迁徙。它们的遥远后代,目前生活在毛德皇后湾的南部、大熊湖的北部及塞隆河沿岸,被称为荒漠麝牛或加拿大本土麝牛。另一批麝牛在冰期结束后,从北极冰期生物种遗区开始南移,沿格陵兰岛东海岸,直抵埃尔斯米尔岛、德文岛和梅尔维尔岛,这种麝牛被称作高纬北极麝牛或格陵兰麝牛。*
麝牛存活至今的唯一近亲,是生活在西藏北部的羚牛,其身材像小牛一样笨重,鼻子像高鼻羚羊一样凸起,腿短而强健,角不大而后拐,像如今的麝牛一样,在体型和举动上体现出和山区的羊有相同远祖。(詹森航行要找寻的,就是羚牛厚厚的金色羊毛。)
早期观察者对麝牛的承袭关系感到很困惑。因为它的头和肩部相对很大,欧尼斯特?汤普森?西顿认为,它跟野牛有亲缘关系。斯蒂芬森认为,它跟欧洲的高地牛有亲缘关系;挪威探险家奥托?斯韦德鲁普将其称为“极地牛。”这些都是麝牛的远亲。继羚牛之后,麝牛的近亲包括日本鬣羚、岩羚羊、落基山山羊和大角野绵羊。
结果,它的俗名麝牛(muskox)乃至学名O.moscbatus——意为“有麝香味的像羊一样的牛”——都名不副实。此动物根本没有麝香腺。处于发情期的公麝牛在尿液里分泌一种物质,以至其呼出的气息,甚至精心宰杀的麝牛肉都有麝香味。已故的美国麝牛研究者约翰?蒂尔,称此气味“刺鼻,微甜。”另一位生物学家说,它“有种麝香的甜味,跟大猩猩的气味相似。”在蒂尔看来,因为此气味没有其它反刍动物气味明显,“麝牛”这个名称能沿用下来就有些怪异。一种解释是,17世纪,欧洲人首次在哈得孙湾的西海岸发现了这些生物,其奇异的外形及处于发情期的公牛身上的气味,让这些贸易商认为此动物也许与东方的麝香鹿有关系。那时,欧洲人常常一厢情愿地把东方的丰富物产与北美的相混淆,因而,17世纪的欧洲贸易商会去助长北美是良好贸易基地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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