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口路和金口路上的同学（金口三路）

金口三路

金口一路、二路都已经”出书”了（两篇文章收录在《五色秋光》中），金口三路却还迟迟没有动笔，一个主要原因是三路上没有我的同学，缺少了提供资料的渠道。
这条路上我只认识一个小我三届的文登路小学的学弟，说是认识，其实只是彼此知道是校友，几年来都不知对方姓谁名甚。他知道我家地址，是因为有一次他从我家门口路过，我正好从院里出来；我只知他住金口三路，却不知住在几号。直到有一天，他约我到他家坐坐，我才知道他住在8号，名叫戚实发。
原来他见到我跟两位同学合出的一本文集《三人行》，读了其中我写的《父亲》，记起来一件往事。几年前他父亲去世两三个月后的一天，一位老人到他家，听说他父亲已去世，顿时掩面痛哭不已：”表哥怎么走得这么突然，我无缘再见他一面!”实发安慰了老人几句，送他出了门。实发并不认识这位老人，这次见面才知道老人是黄县人，退休前在青岛医学院工作，后来见到老人从我们院进出过。这次读了我写的《父亲》，才知道老人是我的父亲。
听了实发的叙述，我吃了一惊，我从未听父亲讲过金口三路有这样一位戚姓亲戚。我和实发根据自己了解的有限的家族史，研讨了半天，也没搞清楚两位老人是一种什么样的”表兄弟”关系。后来我们又各自询问过健在的家族老人，也始终没有结果，看来这恐怕又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了。不过我和实发却因这件事走动频繁起来。
戚实发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后人，我在他家见过他们的戚氏族谱，戚继光是族谱上的第三代，实发的父亲戚长祺是第十五代。
实发中学毕业后下乡海阳，在那里呆了三年，被招工回青岛分配在煤气用具厂，后来调至民政系统，先后在基层和机关工作了几十年，从民政系统退了休。
实发在8号后院开辟出一块菜园，种着韭菜、黄瓜、茄子、辣椒等各种蔬菜。那次去他家，只见菜园条块整齐，绿意盎然，他执意要送我一把韭菜和几个佛手瓜，说这是天然无公害绿色食品。
七十五年前，戚长祺老先生与兄弟从两个白俄兄弟手中买下了8号这栋小楼，这是三路上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今产权没变、结构依旧的极具代表性的两座建筑之一（另一座是4号），在《青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被定为传统风貌建筑。一处小院，一栋小楼，见证着戚氏家族的兴衰荣辱，见证着金口路的风云变幻，见证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
三路还有一个高我一届的校友冠群，住在1号甲，是我们那个年代金口路上的名人。冠群是他的小名，大名李群章反而很少有人叫。我对他还有印象：他个子不高，却是当年金口路上的”小霸王”，无人敢惹他，听说他学过武术、摔跤、”鲍克斯”（拳击），性子又”野”，天不怕地不怕。后来他就业在青岛染料厂任供销科长，工作后的他仍然豪侠仗义，为人大方，有好处从不忘记下属，而且”护犊子”，曾经有一次出差在火车上为下属与人打架打得鼻青眼肿。他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有过两年小学同班的经历，王岐山因与他住得近，是一个学习小组，曾在他家学习过。王岐山在海南主政时，冠群曾去找过王，听他回来跟同学讲，当年王岐山热情地接待了他。冠群因当过供销科长，为人又仗义，所以退休后还有许多各地客户与他有联系。有一浙江客户，每年春节都会给他送一大坛子绍兴老酒，他便在家呼朋唤友，一醉方休。可惜冠群英年早逝，前几年因患胃癌已经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除了嗜酒，还有一种说法是冠群退休后，因人脉广，客户多，自己便在四方开了一间生产染料的小作坊。他事必躬亲，整天与各种化学原料打交道，也是患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冠群家早年是掖县富户，父亲在家排行老二，解放前曾在青岛经商，后到博山开办一家陶瓷厂，是当地有名的资本家，解放后从地方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荣归青岛直至去世。冠群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莱阳路搬至1号甲的，其父购买了主楼一层，同时搬来的还有三叔一家。三叔是青岛人民造纸厂的资方代理人，与老伴在院里很是低调，邻里关系极为和谐。冠群的一个堂妹是我二中同级不同班的同学，毕业后在市南区医院工作，从护理部主任位置上退休。
1号甲楼上住过一户高姓人家，主人据说是”国大代表”，参加过一九四七年的”国民代表大会”，与老伴和孙子住在一起。孙子毕业于山东大学，是三十九中老师。高老师不知怎么认识我父亲，父亲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对象都没成功，那时他经常去我家，父亲去世后便没有联系了。
1号甲”汽车屋”住过一个姓郝的单身妇女，”文革”中因在毛主席像框里摆上自己亲属照片而不断遭到批判。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海院礼堂，每个居委会出一个典型，她也”荣幸”地名列其中。
郝姓妇女搬走后，这里又搬进姓邵的一家。老邵是烈士子弟，很有才华。上世纪七十年代搞”向阳院”，每个院子的门头和门垛两边的对联都是出自他手。有一年冬天，他爱人住院，欠了住院费，他在家打稿画灶王爷，让几个大点的孩子（他有八、九个孩子）往上涂颜色，像流水线一般。老邵带着画好的灶王爷去农村赶集，等年底回来，骑回一辆崭新的凤凰自行车，每个孩子一身新衣服，妻子的住院费也交了，据他说还有二百元过年。
金口三路南端与二路相连，北端连着鱼山路。与岛城大多数门牌是从主干道排起不同，三路的门牌是从二路那端排起,这是因为这条路是从二路那个岔道分出来的缘故吧？
1号被金口路上的老居民称为”刁家大院”，我的文登路小学师兄于德帮我联系到远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刁家后人刁德申。刁德申与我们是同龄人，我在金口路上的许多老同学老邻居都认识他。刁德申对我讲，他的老爷爷刁竣霄早年是意大利驻天津领事馆第一个翻译，很早就从事发网、猪鬃、马尾等外贸出口业务，是天津港上有名的买办富豪。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刁竣霄的长子、刁德申的爷爷刁元弟来青岛，买下了金口三路1号位置上的地块，聘请了当年设计青岛圣米埃尔大教堂的德国建筑师设计，从各地购买了优质建材，有崂山的花岗岩，还有从美国运来的松木等（现在建筑上有的地方还依稀可见”U.S.A”的字样），刁德申的父亲刁会礼亲自监工，历时两年，于1941年完工。
1号位于三路二路交汇处，有两个大门分别通向这两条路。当年这座楼东依小鱼山，北与迎宾馆遥相呼应，站在楼上向西、南眺望，栈桥、小青岛尽收眼底。进入1号大门拾级而上，迎面是由厚厚的冬青修剪的花墙，左右各有一个院子。主楼三层走廊宽约三米，楼梯扶手是圆形木质且有线槽，打磨得十分光滑，扶手支柱也是木质老虎腿形，造型讲究。二楼三楼各有一个露天阳台，花岗岩围栏、墙饰，风格、材料很有些大教堂影子。这座楼至今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历经严寒酷暑，外墙却从没见修补过，真让现在的开发商、建筑商汗颜。
刁德申从小跟奶奶在1号居住，他父母于1947年去美国留学、定居。奶奶谢梦麟也是天津港上大户人家出身，她的父亲同刁竣霄是意大利领事馆的同事。刁德申及夫人邹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移居美国，现住在离风景如画的美国洛基山国家公园不远的一个小城市里，夫妻俩在山上景点开了一间小商店。他很怀念当年在金口路生活的日子，怀念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和老同学。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的青岛市体委主任王国祯在这个院住过。王是部队转业干部，”文革”中也没逃脱被揪斗的命运。
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间，时任青岛市委宣传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林明，因不同意将刚成立的市文联的几位同志打成右派，自己成了青岛市最大的”右派分子”。”文革”中，他家被赶至1号二楼通道下两间又潮又暗的房间，当时他被关在常州路看守所，我的两个同学高景新、杨光涛与林明儿子是高中同学，他俩拉着地排车帮着他把家搬到了1号。这个1933年参加革命，1949年接管青岛任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组建了青岛市第一届文联的副主席，文化局副局长和他的夫人高秀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曾任青岛市图书馆馆长）和孩子们谪居这里近十年。（九十三岁的林明2016年10月15日逝世）
近两年在岛城声名鹊起的青岛超银中学校长张旗也在1号住过。超银中学在张旗的精心管理下已经发展成被媒体称为”家长要托关系、走门子甚至半夜排队也要给孩子争取个入校名额”的名校了。可惜天妒英才，张旗多年前患了白血病，尽管弟弟为他移植了骨髓干细胞，又到国外治疗，也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当他在韩国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向家人要求回国叶落归根，并希望能见见发小。当年同在三路一起长大的毕燎原得知后，特意从西安乘飞机赶回来，了了他的这个心愿。从韩国回来三天后，张旗便带着不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毕燎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张旗眼神中那份无助和不舍，那是对自己周围朝夕相处的亲人的不舍，对自己殚精竭虑从事的事业的不舍，对这个美好世界的不舍。
1号院还住过一家比较特殊的住户，是朝鲜族，男主人姓柳，留八字胡，走路一瘸一歪，柱一拐杖。据说是金日成手下的东北抗联战士，当年在东北十个脚趾都冻掉了。女主人据说给金日成当过保姆，有一年病重，金日成还派医疗小组来探视过。夫妻俩领养了一个俄罗斯小姑娘，很漂亮。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户人家回了朝鲜。
当年在1号和1号甲之间还有一个小门，没有门牌号，是67军副军长齐威住的金口二路11号的后门，当时不知为什么齐家人进出都愿走这个门。现在这个门没有了，那个院的人也只能走二路上的门了。
三路是一条很短的路，最大的门牌是17号，实际上有二十几个院子，因为有的一个号有好几个院，比如2号，就有三个院。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这三个院子的排号不知为什么自南向北为”2号乙””2号丙””2号甲”，而没有”2号”。现在顺起来了，分别是”2号””2号甲””2号乙”。
这三个院中2号乙有名是因为中国唯一一个获”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老舍先生曾在此生活过一年，儿子舒乙就出生在这里。在这个院里老舍写了散文《西红柿》、《丁》、《避暑》和小说《月牙儿》，这些作品收入在他的《蛤藻集》和《樱海集》中。在《樱海集》序中老舍是这样描述这所庭院的：”开开屋门，正看邻家院里的一树樱花，再一探头，由两所房中间的隙空看见一小块绿海。”
现在，”极幽静，草坪碧绿”（臧克家语）的小院早已不见了，窄窄的院门似乎还是原来的模样，院内仍有通向”小金口三路”的后门。”小金口三路”北端连接鱼山路，其实是一条无名小路，只是当地的住户习惯这样称呼。据说当年是”下人”们的进出之路，或遇到紧急情况老板们的逃生之路。
2号甲也住过一位有名的人物：开国少将、67军军长李水清。李水清被青岛人所认识，是因为”文革”时期，他的67军（6037部队）与北海舰队分别支持岛城的两派”革命群众”，两派当时闹得不亦乐乎。李水清还任过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期，调任第一机械部任部长。邓小平复出后，回军队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后任第二炮兵司令员。邻居们对李水清的两个儿子印象很深，当时他们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放假期间回青穿的蓝裤子都褪了色，还打着补丁。
2号甲是一座俄式建筑，进门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高大宽敞，天花板上悬着花式吊灯，两边木制楼梯镶着铜边，螺旋通向二楼，楼上一圈走廊上分别是卧室、书房、餐厅、起居室、会客室等。
李水清调走后，这个院被安排进两家人居住，楼下一户就成了楼上一户必经的”通道”，很不方便。警备区房管部门在楼外安装了一道楼梯，楼上住户上下直接走外楼梯解决了这个问题。
后来青岛警备区司令、青岛市革委会副主任裴维增大校住进了2号甲二楼。警备区副司令员赵仁虎（副军职）在一楼住过。
赵副司令员是位战斗英雄，当年在朝鲜战场上任志愿军副团长。 文革期间家喻户晓的八个样板戏中的《奇袭白虎团》，就是根据他指挥的一次战斗编写的，这场战斗为朝鲜战场的停战起了重要作用。
我的一位朋友刘书胜住在2号（原2号乙），他是我初中老同学孙伯森的挚友，柏森每次从潍坊回青，都要与他小聚，我参加过几次，一来二去，便也熟稔了。刘书胜初中毕业后就业于青岛第一染织厂，干过搬运工、电工，后来经过艰苦努力，自学成才，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现在是一间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岛城也小有名气了。我遇到法律问题，向他咨询过几次，他给了我许多帮助。现在因为这里是学区房，离太平路、江苏路、文登路这些青岛有名的小学都不远，所以这个院的十三户人家，绝大部分都把房子出租给小学生的家长了。
这个院里还住过一位丁姓入城干部，后调至省邮电系统任副厅长。他搬来的同时，院里还搬进一位葛大爷，因这条路上的人们都叫他葛大爷，很多人反而不知道他的大名葛春亭了。葛大爷是沂蒙老革命，白色恐怖中他挎着篮子，拄着打狗棍，一副讨饭模样穿梭于敌后，他那打狗棍里就藏有情报。葛大爷是个文盲不识字，青岛解放接管邮电系统时，他只是个邮电疗养所所长，但行政级别是十五级。
工人作家王信敏也在这个院住过。他是青岛国棉九厂的工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写过描述解放前童工的小册子，在岛城乃至山东省小有名气，文革时期还任过青岛市文化系统的负责人。
据刘书胜考证，老舍先生当年应该是住在2号，各种资料上的”2号乙”就是现在的”2号”。老舍儿子舒乙回忆他们家当年是住在二楼，而现在的”2号乙”当年是平房。我曾为此到”骆驼祥子博物馆”考证过，看照片应该是2号楼，可照片说明却说现在这座楼已经没有了。问工作人员，顾左右而言他，似乎很不耐烦：怎么还有人打听这种事？看来没人会在意这种细节，而舒乙当年只有一岁，也完全不会有印象了，所以大多数资料上只是介绍”老舍先生曾在金口三路住过”，而说不出是住在现在的几号。
刘书胜向我介绍过两位他印象很深的邻居。一位是住在2号乙的薛大爷，抗战前供职于青岛警察局。刘书胜见过他一身警服，双手拄一把大跨刀的”酷照”，薛大爷曾很自豪地对他说：”青岛所有的门牌号码都是我定的”，看来当年是负责户籍的。
另一位是住在4号的隋老先生，老先生长髯飘飘，眉清目秀，很有仙风道骨的神韵。隋老先生给刘书胜讲过解放前的一种”营生”，叫作”收美国脏”，现在听起来匪夷所思：划一艘小舢板，载几只大桶，到大港停泊的美国兵舰旁，收集美国大兵吃剩的饭菜罐头、啤酒饮料，加工制作成大锅菜，卖给后海沿儿出苦力的劳工，一分钱一碗。因为饭菜中鸡鸭鱼肉、面包点心，什么都有，劳工们可以尝”洋荤”，价格又不贵，所以很受欢迎。许多人见这是条生财之路，纷纷仿效，使得美国兵也学聪明了，由开始的免费到收费，且不断涨价，但还是有人趋之若鹜。去年，我在《青岛日报》上读到一篇回忆解放前后海沿儿的文章，其中作者还提到苦力们饭后一地盛”杂烩”的黑瓷碗的情景，那”杂烩”的原材料就是美国兵的剩饭剩菜。
隋老先生的亲家便是被称为青岛”商埠传奇之一、民国商绅”刘鸣卿。作为青岛民国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刘鸣卿涉足金融、进出口贸易、工业、商业、娱乐等诸多行业，是青岛商界的佼佼者。如今中山路上依然矗立着的刘鸣卿投资建造的山左银行（今中国银行）和山东大戏院（今中国电影院），仿佛仍在述说着他的传奇。4号也是三路上仅有的两处产权没改变的建筑之一。
隋老先生的儿子侨居日本，改革开放初期，他的儿子回国探亲，那时”海外来人”还是个大事，公安局曾通过警备区在4号对面3号院里的小屋安排了两名便衣，用望远镜监视”海外来人”的行踪。
3号原是一处日本人房产，1945年抗战胜利后成为岛城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姜黎川的住宅。说他”复杂”，是因为抗战爆发时，姜黎川在家乡胶州一带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却游离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左摇右摆，反复无常。抗战胜利后，他弃军从政，成为国民党中统青岛地区的高层，并被选为青岛市参议会副议长、国民党”行宪”第一届立法委员会委员。1949年6月1日，青岛解放前夕，姜黎川离开青岛去了香港，在香港他发表政治声明，号召忠于三民主义、忠于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党员，立即与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决裂，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因而遭国民党”明令通缉”。1991年，姜黎川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病逝（另一种说法是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3号现在住的是一位老革命，为人很低调，后来人们传说是当年新四军中，被陈毅司令亲自收下，与陈毅夫人张茜齐名的”四大美女”之一的陈模陈老太，1940年3月陈老总曾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溧阳县水西村给四个漂亮的女战士照过合影（另两位是罗伊、楚青），陈毅给张茜第一封”情书”便是陈老太传递的。陈老太曾任北京四中党支部书记、北京市教育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兼办公室主任、青岛市教育局副局长、顾问。前些年三路有时被”净街”、”封路”，原因是有中央领导来探望陈老太，逢年过节历任青岛市委书记如俞正声、李群等也都曾来慰问过。
陈老太的第一任丈夫刘炎烈士是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的老红军，皖南事变后任新编新四军第一师政委(粟裕任师长)、苏中军区政委（粟裕任司令员），1946年病逝于临沂桃花村，时年42岁。
第二任丈夫周乐亭，1936年参加革命， 1953年作为海军首批赴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的干部，57年回国后历任海军司令部训练部副部长、总参军训部训练处处长、青岛警备区副司令员，58年授衔大校，2016年7月14日去世，享年100岁。
原67军政委陈继德大校也在3号住过，陈继德后任总参政治部主任、副总参谋长、湖北省军区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
3号平时总是大铁门紧闭，从外面看有两道墙，其实里面那道只是一堵围栏，因为3号的楼是建在山上，楼下便是直上直下的巨石，围栏是为了保护安全的。
5号曾是俄国人柯西达住宅，他原是青岛酒精厂技师，后自己开办了一家东亚酒厂，专酿造洋酒。5号解放后是青岛邮电局托儿所，后来改成疗养所，我的老邻居刘仁杰的父亲是邮电局的技师，与疗养所所长关系不错，住的离疗养所又近，便隔三差五领着仁杰和弟弟到疗养所洗澡、打康乐球。那个年代，在浴室里洗个热水澡可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仁杰记得疗养所有阅览室、棋牌室、乒乓球室、康乐球室等。那时我们还没见过台球，康乐球与台球玩法相似，一张大约一米五见方的木盘，放在桌子上，也有的支在架子上，木盘四周高出十公分左右，一边摆九枚大象棋子，四角有四个洞，有一枚”母球”，对阵双方用木制球杆将对方的棋子全部打入洞中便算胜利。我小时候跟同学马宝林在煤矿疗养所玩过，后来文登路小学也有了康乐球，大家乐此不疲。
“文革”中，疗养所解散了，邮电局将房子分给职工居住，成为邮电局的职工宿舍，后经过房改产权都被职工个人买断，现在也是一个大杂院了。
据说这个院落曾经是德国人的特务营，有传达室、水牢，日占时期是宪兵队，有日本特务出入。抗战胜利后，这里是青岛市警察局六科（军统）的监狱，曾先后挂过”汪公馆””陆公馆”的牌子，其各种刑具、残暴手段可与闻名中外的重庆”白公馆”相比。1946年，胶东军区联络特派员、负责领导青岛地下党工作的王一民烈士被捕后，就被关押在这里，1947年4月22日被国民党特务从这里经金口三路、鱼山路、汇泉押到太平角活埋。八一电影厂拍纪录片时还在这儿取过景。
“文革”后，当年做水牢的地下室盖上了水泥板，也住进了人家。因为地势低，一到下雨天屋子里就进水，而且无处排泄，住户非常挠头。有一次，一位热心邻居用钢钎将水泥板砸了个洞，积水哗的一声全部流到地下，”水牢”从此成了他家的”下水道”。
那天，我信步走进5号，院里杂乱无章拉扯的晾衣绳上晒着床单被褥，几个孩子在院里戏耍打闹，丝毫看不出当年的血雨腥风。
5号旁边的5号甲的女主人赵女士解放前曾是青岛一户大户人家的佣人，解放后大户人家遣散佣人，赵女士分到这处房子居住。现在是一家咖啡馆，名字叫”巷左巷右”，不知什么意思，很有点小资情调。
6号上世纪40年代与8号一样是两个白俄兄弟的房产，解放后归公，成为军产，住过北舰干部部李部长。现在仍住着北海舰队的干部家属。
9号院外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青岛市南金口路社区卫生服务站”，这样一处幽静小院、别致小楼怎么会做诊所呢？走进院内才发现，这是一处两进小院，卫生服务站原来是在楼后的平房里，一处简陋的两层平房，一楼是诊所，二楼不知作何用？
看着9号的小楼，想起了我的一个二中同级不同班的同学周某某的一段往事，”文革”期间周家曾在9号住过。周的父亲当年与总部设在上海的大英烟草公司老板是高中同学，解放前夕，老板派周父等几个自己的亲信到青岛整顿管理青岛的分公司。解放后，国家收回了卷烟厂，周父等公司高管们被遣散到岛城的各个工厂。周的爷爷当年也在这个老板的下属企业工作，退休时，老板念其是同学的父亲，便把他的退休抚恤金转为股份，每年领取少量股息。四清运动时，就是这几块钱的股息把周父定为了资本家（周父同事中还有八分钱股息的资本家）。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文革”初期，在厂里战战兢兢做事，小心翼翼做人的周父还是被造反派”惦记”上了。有一天下午，周回家见到父亲拖回一辆地排车，问干什么用？父亲说明天搬家，原来厂里造反派文攻武卫总指挥看中了9号这套房子。年轻气盛的周第二天召集来学校几十个战友，准备与对方”血战到底”。双方一触即发之际，老实怕事的父亲含泪阻止了他：”你逞一时之勇赶跑了他们，我明天到厂里怎么过，你这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看着父亲悲痛无助的面孔，无奈之中的周只好让同学帮忙把家搬出了9号。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一个小工厂的造反派小头目，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强抢民居，剥夺他人居住权，三路上不知上演了多少这种闹剧和悲剧。
9号后院住过一吕姓人家，男主人据说是黄埔十一期毕业，在傅作义部任职，北京和平解放后回到青岛。改革开放后是青岛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
10号解放前是当年青岛”四大家族”之一、因房产多被称为”刘半城”的刘子山的房产，解放后收归国有，成为北舰军产。从这个院子走出过一位将军—佟国荣。佟国荣历任海军基地军事检察院检察员，海军舰队军事法院审判员，海军基地保卫处处长、政委，海军政治部主任，海军副政委。1988年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
二楼还住过北舰保卫部陈部长一家，陈部长文革军管期间曾任青岛市公安局首席军代表。小儿子陈洋曾任北舰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
这个院 还出过一个名人。上世纪九十年代青岛改革开放大潮中，毕燎原和他的星火家具大世界是涌立潮头的弄潮儿。星火大世界当年可是与海尔、双星、澳柯玛齐名的民营企业呢。媒体上曾有过这样的消息：”由原国家领导人谷牧、高占祥等担任名誉会长，青岛星火家居文化有限公司总裁毕燎原任会长的中国家居文化促进会近日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该会属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领导,由中国文联艺术开发委员会负责业务指导的国家级社团法人单位。”毕燎原就是住在10号的”革军子弟”（那个年代人们把军人子女叫”革军子弟”，把干部子女叫做”革干子弟”）。
毕燎原的经营理念与众不同，他主张企业经营要与文化挂钩，因此他积极参与岛城各项文化体育活动。2001年他赞助了青岛市第一届麻将比赛，被选为中国第一个麻将协会青岛麻协第一届主席。星火大世界日后在岛城销声匿迹的原因很多很复杂，市民中传说纷纭，这里就不做探究了。从家具市场急流勇退的毕燎原不甘寂寞，做过煤矿铁矿等行业的尝试，最后他独辟蹊径，选择了投身殡葬行业的陶器研发，而且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经朋友介绍，我和毕燎原见过一面。本以为经过大场面，见过大人物的他不容易交往，没想到一见面他很热情，先是夸赞了我的金口路系列文章，又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对自己倒没做过多的解释，而是向我阐述了他对文化和经济关系的独到见解。他认为，无论产业产品还是市场消费，其本质都是一种文化，只有从文化入手，企业才能发展。他谈古论今，旁征博引，中外实例，信手拈来，更是以自己的骄人业绩诠释了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不知不觉时间过去近两个小时，他给我的印象不像一个企业家，而像一位学者，我由衷地对他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衷心祝愿他和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多年来，11号的老人们还能记起48年前，二楼住进一对新婚小夫妇，28岁的丈夫已经是岛城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了。他7岁开始学画，曾经一面拉着风箱帮大人做饭，一面用树枝在灶前地上练习画画，15岁又临书、治印、写诗，功夫不负有心人，19岁便参加青岛市美术作品展，24岁参加第三届全军画展，获济南军区优秀作品奖。经过”十年画高山，十年画大海”，他又走出国门，成为我国第一位远赴南极创作的国画家。他琴棋书画无不涉猎，诗书画印四位一体，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美国多次举办画展，67岁那年又于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第十七次个人画展。如今，他仍然活跃在国内外画坛，笔耕不辍，佳作不断。他就是青岛画院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笔墨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美协会员，今年七十六岁的水墨山水画大师汪稼华先生。
12号住过二中教历史的辛鹏章老师。辛老师一九四七年在北大历史系读过两年书，后从山大历史系毕业，在青岛二中送过近三十届毕业生。辛老师的高考猜题是岛上一绝，有一年高考前辅导，六道题他猜对了五道，那年高考是在三十九中，考试结束的铃声一响，涌出考场的学生们兴奋地抬起辛老师走回二中。我的一个同学平时学习成绩不怎样，高中毕业后分配到化工厂当工人，十年后国家恢复高考，他回学校找到辛老师要求辅导，辛老师热情答应了他，每次给他辅导三四个小时。这个同学顺利考上了山大历史系，毕业后分到青岛社科院，后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现在也是他研究领域的专家了。二中高考的高升学率辛老师功不可没，可惜”文革”中辛老师转行当了体育老师。
我在二中上学时，辛老师没教过我们，我们对他熟悉是因为他几乎每天都活跃在篮球场上。那时篮球运动很普及，二中的篮球水平不低，特别是教工队，经常与一些外单位的强手比赛。这时就该辛老师大显身手了，他不是队员，而是绝对的”主宰”比赛的裁判。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辛老师在篮球场上奔跑的身影：满头的汗水把稀疏的头发粘的一绺一绺的，他不时地用手向后一捋，口中的哨音不停，然后做出各种坚决的手势。
辛老师很有运动天赋，游泳、水球、网球都有涉猎，网球水平不是一般的高，曾被青岛市老年网球协会聘为教练。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有网球专著问世，在中国网协办的专业杂志《网球天地》上多次发表文章。辛老师的三儿子当年是八一足球队的中锋，我们都很羡慕。
文革后期，辛老师也是逍遥派，经常领着一群孩子在海边钓鱼挖海蛎子，我的小学同学吕传之不是二中的学生，却因为整天跟他在一起成了忘年交。吕传之给我讲过一件与辛老师有关的事，那是1970年的青岛第一体育场的”挤踏惨案”。那天吕传之同邻居小伙伴想去看郑凤荣、倪志钦等名将的表演，正苦于没有票进不了场，碰到了辛老师。辛老师是二中学生的领队，答应给他俩回去搞两张票，让他们在门口等着，便骑着自行车回学校取票去了。后来他俩随着人流挤进了大门，吕传之身下压着三层人，小腿还是磕到石阶上，至今仍留有一处深深的疤痕。吕传之跟我讲的时候还心有余悸：”如果我们不是在人群后面等辛老师的票，而是挤在前面，今天就没人给你讲这事了”。
辛老师今年九十二岁了，身体还很健康。
我们文登路小学同级2班的朱普田当时住在12号一楼，朱家是祖籍安徽的大户人家，朱普田和姐姐因家庭出身没能继续升学，分别初中、高中毕业后去了青海建设兵团。
朱普田当年是文登路小学足球队守门员，他的技术在市南区属于佼佼者。那时的文小足球队主力都是我们一届的，队长、中锋王春阳是四班的（可惜英年早逝），四班还有纪来统，二班有张成思，我们班是王建国，教练是体育老师王海山。王建国对我说，那时比赛是在太平路小学操场，所以每次比赛都到离赛场近的朱普田家集合。朱的哥哥在七中上学后来参加工作在印染厂，也是足球队的守门员，比赛时便给他们借来统一的球衣（那时没有校服），还给每人两块糖（也算加营养吧），然后领着大家一起出发。1960年文小足球队获市南区冠军，五十六年后的2016年，文小又一次获得冠军，我们还在发小群里兴奋了一阵子。
我对三路最初的印象不是因为住得近，而是来自在二中上初一时的一次拥军优属活动。那时刚由小学升到中学，对中学的一切活动充满好奇。我清楚地记得，那次活动是春节前，我们小队分到到金口三路一户烈属老奶奶家打扫卫生。我们在屋里擦桌子扫地擦窗户，干得热火朝天，临走时老奶奶给我们花生瓜子糖果，我们坚决不要。我回家后还记了日记，这次写三路想找出来看看，可惜日记本怎么也找不到了。我记得屋里墙上有一张烈士的遗像，遗像两旁有一副对联，可惜也记不起来写的什么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烈士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中与马占山、金日成齐名的非共烈士王凤阁，时任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九路军司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年王凤阁便在通化一带拉起一支队伍，展开抗日武装斗争，给了日伪极大打击。1937年2月一次激战后，王凤阁左臂骨折，腿部重伤，被敌俘虏。被俘后敌人软硬兼施，王凤阁坚贞不屈，在赴刑场路上他仍高呼：“父老们，我王凤阁为抗日而死，大丈夫死得其所。大家努力，中国不会亡。打到日本帝国主义！铲除伪满洲！”刽子手将他砍头挖心，情景极其惨烈。其妻与幼子同时遇难。
我一直以为王老太住在金口三路5号，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是从鱼山路拐上去的第三个院，1号、3号、5号嘛，这次写三路才知道那是13号。13号现在也开起了咖啡店，挺洋气的一个名字”丹缇甘滋”，是英文单词音译吧，不知什么意思？从外表看很萧条，不像有生意的样子，可网上却好评不少，老板也不断晒照片，有机会进去看看。
13号后来又出过一位”现代版”的传奇人物—王老太的外孙张春一，他的故事曲折复杂离奇，需要在另外的文章中专门讲述了。
三路上双号没有14、16号，这两个院的位置是在路的北端，有一个大院，三路上没有门，门在鱼山路上，是鱼山路26号。我的初中同学孙大飞住在那个院，最近各个微信群里传的很火的《老街、老院、老情怀》的作者胡拍也在那个院住过。
15号也是军产，据说里面住的是济南军区一位姓高的老干部。这是一户很低调的家庭，整日大门紧闭，邻居们也很少见到有人进出。其实，我倒是认识这家的一个成员，高家的儿媳结婚前是我的邻居。我没有刻意去向她了解高家信息，因为她当年就是一个文静不张扬的女孩。我想，这样一条百年老路上有几处神秘些的院落，不是更有魅力吗？何况有的人家不愿让外人知道自己家的信息，何必要去打探人家的隐私呢？

17号的女主人姜全芳祖籍蓬莱，很有经济头脑，在三路上开了第一家咖啡馆，因为这个院坐落在与鱼山路的拐角处，是步行去第一海水浴场的必经之地。现在是冬季，院落看起来有些破落萧条，院里那棵远近有名的大玉兰树也是枝枯叶落，没有了春天花团锦簇的辉煌；但是每当盛夏来临，大批外地游客蜂拥而来时，这个独立小院就会成为人们小坐休憩的首选。
三路还有一位名人，虽然不知住几号，我们却不应该忘记他，他叫王金钰。王金钰曾留学日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服务军旅，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官至陆军少将。1930年短暂出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翌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第二次反围剿中被红军击溃，从此”放下屠刀”，遁入佛门，来青岛在金口三路做起寓公。1932年倓虚法师在青岛主持修建湛山寺，得到他的鼎力相助。他先是在小鱼山顶建起了湛山精舍，成立佛学会；后又在建湛山寺大殿经费紧张时将自己的房子汽车悉数卖掉，用卖得的钱款修建大殿。他的房子是做官时盟侄送他的，用倓虚法师的话说”里面修得相当阔，上下三层，浴室、卧室、会客室、厨房、电灯、电话、自来水，应有尽有。”王金钰在三路住的时间较早，住的时间又不长(仅三、四年)，所以三路上就是老人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上述内容还是倓虚法师在自己的《影尘回忆录》中讲述的。
三路不长，很静，这里没有喧嚣，没有急匆匆的脚步。那天下午，我在三路拍照，来回走了好几趟，只遇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个是从车上下来的，还有两个老太太买菜回家，慢吞吞地走着，不时停下来喘口气歇歇脚。
三路地势高，又是东高西低，建筑错落有致，所以大部分院落向西眺望，都可以看到波光粼粼、帆影点点的海的一角。
有人说，金口路是青岛老城区的灵魂，这种评价有点儿高；但是如果说这条路是传承岛城历史文化最具特色的载体之一，绝对是当之无愧。如今，金口路划归到鱼山历史文化街区，而且是”需要保护的历史风貌道路”，金口路的小巷、院落、房屋从法律层面上得到了保护。
金口路上默默诉说的故事会一代一代讲下去，低低吟唱的乐曲会千百年地流淌。这条路的底色依旧不会鲜亮，这条路的旋律依旧不会高昂，这条路对历史的守望依旧还会坚持，这条路的文化底蕴依旧还会积淀。那么，它的风貌便不会改变，它的韵味便不会消失，它在岛城的地位便不会降低，它对岛城的意义便不会减弱。有历史，有文化，这个城市的灵魂就会永存。
后记：几年前，为了加深对青岛这座母亲城市的了解，我和老同学东平萌发了”走青岛，看青岛，拍青岛，写青岛”的念头，而且已经写了青岛的七八条路，《金口路》也是这个系列计划中的一篇。在写金口路时，住在这条路上的老同学一个个从记忆深处鲜活地走了出来，不知不觉间，便把他们写入文章中。
如果把金口路上的老建筑比喻为”凝固的音乐”，那么，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便是”跃动的音符”，这些音符谱写出这条路上或荡气回肠或婉转缠绵的千古绝唱。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更是草根百姓的，金口路的前世今生正是由这条路上我的同学们和与他们一样的普通老百姓书写的，因此，给他们的经历和故事一点笔墨，便是自然而然的了，把标题《金口路》改为《金口路和金口路上的同学》也是水到渠成的了。
（文中钢笔画写生作者：青岛钢笔画协会副会长王鹏先生,谨致谢）
本文编辑源自“lyz”的美篇，作者：李奕祚。文章于2017年曾在城市档案论坛转载发布，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与网友热评，现由本公众号重新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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