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百科网友提问：
大清刺马案，倾向湘军领袖曾国藩，为什么感觉即使到现在仍是讳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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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大案之一的“刺马案”曾轰动一时，因为被刺杀的对象是两江总督马新贻，这是清朝历史上被刺杀的最高级别官员。而且在案件侦查当中，疑点重重，慈禧派出的钦差皆以含糊的结案报告呈上，因此让人联想到背后指使者的势力绝不一般。再由利益关系为索引，各种猜测指向了中兴四大臣之首的曾国藩，另外涉及到清末政坛的大佬张之万、李鸿章等。近些年来，此案被作为电影素材拍成了“投名状”，再次引起人们的猜测，那么刺马案的来龙去脉是如何的呢？又是怎么将矛头指向曾国藩的呢？
马新贻的逆袭之路
马新贻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进士，初踏仕途时并无亮点，只是于安徽做过知县，在任上中规中矩，口碑倒是不错。所谓乱世出英雄，随着咸丰三年（1853年）的太平军攻打安徽，马新贻开始了文人的军旅生涯，并在战场上找到了展现自我的方向。
当时淮河南北的民众趁着太平军攻打安徽，纷纷起义造反，流寇盗贼也躁动不安，时任合肥知县的马新贻，于地方组织武装力量，编练剿匪官军，成为维稳地方的有效力量。也正是这个亮点，被朝廷看中，至咸丰五年（1855年）时，马心贻受命跟随钦差大臣袁甲三进攻庐州巢湖的太平军，这是他人生走向巅峰的第一次机会。
当时马新贻的任务主要是截击支援巢湖的太平军，在出色的完成任务后，又立刻投入到围剿战中，顺势打下盛家桥、三河镇、柘皋，成为平定庐州全境的大功臣。当时的袁甲三正受江南提督和春的弹劾，他一面布局剿匪，一面向督察院做着申诉，在这种焦头难额的状态下得此大胜，当然如沐春风，喜出望外。但因身陷囹圄，又不好邀功，所以就从侧面给马新贻请了功，马新贻倒是咸鱼翻身，一下官升三级成了庐州知府。
马新贻也确实治军有方，在任知府期间不忘编练乡勇，加强军备建设。所以咸丰七年（1857年），马新贻能够带着军队，于舒城击败捻军和太平军的联合袭扰。这一次军功，马新贻再获提拔，成了吏部的记名道员，再往上爬就是巡抚了，说明马新贻此时就已经成为封疆大吏的观察对象，或者是储备干部。
果不其然，他于咸丰八年晋为安徽按察使，但随后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马新贻在陈玉成攻陷庐州的战役中溃败，还丢了官印（清朝丢失官印为大罪），因此被革职留任。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由袁甲三保举才官复原职。由此开始，马新贻就一路高升，次年在翁同书的举荐下再次列为候补道员。后经袁甲三请求，马新贻开始协管定远大营军务，同治元年（1862年）再克庐州，并随安徽巡抚唐训方平定了苗沛霖叛乱，次年便升为安徽布政使。同治三年（1864年）升任浙江巡抚，因政绩颇佳，于四年后升任闽浙总督、兼通商大臣。
刺马案经过及侦查情况
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和往常一样，前往官署西侧箭道校阅士兵操练射箭。校阅结束后，马新贻步行回官署，在途中遇到张汶祥拦路，说是有冤情要报告总督，马新贻散去左右，上前搀扶之时，被张汶祥抽刀刺杀，正中要害，第二天不治身亡。
光天化日之下，大清两江总督当街被杀，此事可谓是前所未有。清廷得知后大为震动，先是追赠太子太保、云骑尉加以安抚，再令护督将军魁玉严立即提审凶手，但张汶祥拒不交代幕后凶手和杀人动机。慈禧太后又以漕运总督张之万为钦差大臣，专办该案，最后呈上的供词疑点重重，未被慈禧认可。继而又令刑部尚书郑敦谨亲赴江宁，专职查案，但最终结果变化不大，然后还是以张之万的说法草草结案，郑敦谨处理完案件后，留下“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辞职报告，从此告老还乡，不再出仕，故而在本就疑点重重的“刺马案”上，增添了更多可疑的色彩。关于“刺马案”的猜测，也留下以下几个流行的版本：
张汶祥为报私仇
“该犯供词，尚属可信”——张之万上刺马案折《清史稿》
清政府派出查案的钦差皆是以“私仇”定案，按照张之万与魁玉严的会审报告来看，张汶祥曾是太平天国余孽，兵败后沦为海盗。恰巧马新贻任浙江巡抚时，为了维护地方治安，肃清近海航线，大力捕杀海盗，张汶祥一伙就是在这次肃清活动中被打散的，因而丢了谋生之路；而且张汶祥的妻子不久后被人掳掠，他到巡抚衙门申冤，马新贻并没有理会；随后张汶祥办了个黑当铺，想以此谋生时，马新贻又开始整顿“金融市场”，关停了所有黑当铺。可以说马新贻的这些举动，使张汶祥成了无处谋生的孤家寡人，这就造成了张汶祥对马新贻的私恨。
但张之万在奏折中以“尚属可信”结尾，显然有难言之隐。而且照常理想，海盗、黑当铺皆属于违法活动，官府打压是为本职工作，至于不受理申冤事宜，因为张汶祥去错了衙门，哪有巡抚办理民事案件的先例！身为太平余孽、又参与海盗活动，还敢向巡抚衙门申冤，这个也不符合逻辑。夺妻的人是吴炳燮，如果张汶祥就为争一口气，何不杀了夺妻之人，反而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刺杀封疆大吏。张汶祥刺杀成功后还当街大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朝”，养兵用兵者到底何人，显然背后主谋才是慈禧太后想知道的，所以刑部尚书再赴江宁重审了此案。
“投名状”版本
有传闻马新贻死前喊出一句“找着了”，这就是马新贻渔色负友的证据。据说张汶祥本是马新贻的结拜兄弟，咸丰年间，张汶祥与好友曹二虎加入捻军。马新贻在镇压捻军兵败后，被张汶祥与曹二虎活捉，但张曹二人也并不想一直落草，所以带着马新贻这块敲门砖投了清军。马新贻号“谷山”，所以在袁甲三的召唤下，编成了“山之营”，张汶祥与曹二虎也都成了山子营的军官，并且作战勇猛，马新贻能够扶摇直上，也多亏这两个得力的兄弟。
兄弟三人中，曹二虎先讨了个老婆，据说是个美女，一直随军照顾二虎生活起居。马新贻常年在军中，连个鸟都是公的，所以见了二虎的美女老婆，就不由自主的起了色心。张汶祥发觉之后便告知曹二虎，两人毕竟是匪窝里摸爬滚打的交情，且满身江湖气，兄弟妻不可欺的两湖规矩暗藏于心，怎能忍受马新贻的这种行为，于是商量对策，准备下手了结了他。但消息败露，马新贻先下手为强，杀了曹二虎，张汶祥因害怕，随即逃之夭夭，并发誓要为二虎报仇。
所以刺马案就是曹二虎为兄弟报夺妻之仇，这与其供词有“夺妻”的重叠部分。而且马新贻死后，其小妾郑氏上吊自杀，当时民间传言郑氏就是曹二虎的老婆。与此同时，民间还有一个传言，说马新贻遇刺倒下后，捂着伤口对护卫交代，不要难为凶手，这说明马新贻被刺的瞬间看清了刺客的面目，心中本就有愧，所以才不叫为难。
而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当时出面为父亲辩解，称父亲是山东人，那句广为流传的“找着了”，其实是山东口音的“扎着了”，父亲和凶手很不不认识。马毓桢还说父亲只有两房妻妾，且都年过四十，美女小妾一说纯属谣言。
曾国藩及湘系买凶
马毓桢为父亲辟谣的同时，也交代了一些马新贻的临终嘱咐，其中有一条比较重要，即“不得进京告状，忍气吞声方能自保”。
一位两江总督，当街被刺，临终居然让儿子隐忍，说明马新贻心里明白杀他的人是谁，至少猜的八九不离十，而且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都奈何不了的。由于在马新贻升任两江总督前，这个位置是曾国藩的。曾国藩之所以调任直隶总督，看似升为封疆大吏之首，但实际上是削弱曾国藩的地方实力，将其安排在朝廷的眼皮底下加以监督。换句话说，曾国藩的湘军已经成为朝廷的眼中钉肉中刺，马新贻就是慈禧太后钦点的棋子，针对的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也并非不懂鸟尽弓藏的道理，所以当太平天国覆灭之后，他深刻的认识到庞大的湘军会让高层心存余悸。所以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番号，乃有功成身退的念头。而请神容易送神难，其幕僚门生遍布各地，部众虽被遣散，但江宁时称“湘半城”，江南地区还有诸多湘军军官和士兵留守，这些人一时间难以全部裁撤，所以重新组织起来也不是什么难题，慈禧的人事调动很可能也是留了一手，表面上给曾国藩戴上高帽，暗地里安插亲信于江南各地。
马新贻其实夹在中间很是难为，一边是功成名就、门生故吏遍布朝野的权臣，一边是大清朝实际的掌门人。在其赴任后，曾国藩的心腹部队长江水师公然在江面掠夺往来客商，马新贻毕竟是新官上任，又明白慈禧的用意，所以就不可能熟视无睹。他向李鸿章的淮军提供大量财政支持，并削减长江水师的军饷，想着淮出于湘，扶持淮军也算得上帮助曾国藩的门生，以此制衡了长江水师，也算给老佛爷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但实际结果是两边都得罪，湘军体系痛骂马新贻克扣粮饷，老佛爷也认为他立场不坚定。
“请飭会国藩速行查明曲直，秉公办理，以释民疑，请飭整顿，以长江水师要紧。”——《清史稿》
而“天津教案”爆发时，英法等军舰开到天津港外威胁清庭，马新贻当时向慈禧提议，调派长江水师防御苏沪沿海，以免南北同时受制。慈禧也就借这个机会，同意将长江水师的控制权交给马新贻，这样等于拆掉了湘系的臂膀。但这个安排对七省水师提督黄翼升造成冲击，毕竟长江水师关系到整个长江流域的商贸航运以及走私活动，牵扯很多利益链，且黄翼升本人也是曾国藩培养提拔的亲信。
而马新贻遇刺就是在其整顿长江水师期间，所以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湘系集团为了维护利益链而买凶杀人！在马新贻遇刺后，长江水师的整顿工作停滞，清廷则立刻下令，以安徽巡抚英翰整顿地方治安和长江防务，这个举动很有可能是防范长江水师反叛。
“伪宫，伪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贼库者。除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有。”——曾国藩奏折《清史稿》
另有马毓桢交代的重要线索，说慈禧令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时，还带着一个秘密任务，即查明“天国圣库”。太平天国时期，为了创造所谓的理想世界，是将财富集中于国库，传言这个国库存银一千八百万两。但湘军攻占天京后，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个折子，说国库只是传闻，天京城里根本没有国库，只有两个玉玺和一个金印。慈禧很可能是不相信曾国藩所言，而且破城之后，湘军将天京城付之一炬，为国库之谜又增添了可疑的成分。所以马新贻带着这个任务赴任两江，曾国藩会有顾及，选择买凶刺杀不无可能。
郑敦谨虽然是彻查此案的钦差，但通过长江防务的调整，以及搜集到的信息，应该猜出其中的真相。但有些事情看透不说透，一是明哲保身，二是从大局着想，时局牵扯着军队，曾国藩还在天津教案中与洋人斡旋，所以之前张之万的汇报也是一个聪明之举。既然大家都是明白人，人死不能复生，朝廷的抚慰力度已经很大，刺杀的凶手也被控制，那就没有继续查案的意义了。所以郑敦谨也按照张之万的供词写了一个意思相同的折子，以仇杀定罪结案，凶手最终被判凌迟，慈禧算是吃了个哑巴亏！
其他网友观点
我是天晴爱睡觉，我来回答：
什么叫到现在讳莫如深，不要自己神神叨叨的幻想好吗？没有人限制你说话！
你现在在这里讨论有人要抓你吗？有人要杀你么？
之所以你感觉谈论的人少，是因为了解的人少，
中国的文盲还是大多数；历史又绵长，历史盲就更是满地爬。
刺马案说白了就是：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平了太平天国，江南一带的官员都是他们战时提拔的，战后为了消除嫌疑，曾国藩解散了湘军，曾国荃也是告病还乡。只想安安静静的搞钱，吃手下的孝敬。
但是慈禧老妖婆还是不放心，对江南的政治形态很不满意，想要自己安排个人进别人的地盘。
明面抗命是不可能的，现在手上没兵，曾国藩也不可能造反。
不能明面反抗，那就暗地里下手，就找了个叫张文祥的一刀捅死了这来赴任抢我蛋糕的狗贼；
慈禧看到自己派的狗宝宝被杀，已经明白了，不能过分逼迫曾国藩兄弟；
毕竟官逼民反，别人不敛权，你不能还让人家不搞钱啊。
其他网友观点
1870年8月22日，当曾国藩在天津查办教案时，南京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巨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
据野史说，马新贻被刺前数日，忽然接到一份公文，也不知为何署印章，拆开一看，并无文书，但画死马一匹。马新贻大惊失色，寝食不安。8月21日，这是督署月课武职的日子，因雨推迟到第二天举行，总督马新贻亲临校场检阅。校场在督署西边，有箭道可达署后便门。马新贻检阅完毕，步行由箭道回署，将入便门，忽见有人跪在道边，“求助川资”，原来是同乡武生王咸镇。马新贻没好气地说：“已助两次矣，今胡又来？”话还没说完，忽然看见一个身穿短衣清兵模样的人，快步走到马新贻面前，打千请安，右手随即从靴筒中取出闪闪发光的一柄短刀向马猛刺。行刺者自称张文祥，并不逃跑，束手就擒。马新贻被刺成重伤，不治而亡。
马新贻是两江总督、朝廷重臣，行刺总督，这在清朝200多年来，还是头一遭，于是人情汹汹，讹言朋兴，朝廷更是大为震惊。案发三天后，即严令江宁将军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必究出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确情。可是张文祥供词闪烁，无法定案，朝廷无奈，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前赴金陵，会同审办，连日熬审。张文祥供认，过去因拦轿告状，马新贻拒不受理，后开小押店，又被严禁，因怨成仇，谋图行刺，等等，此外，“坚不吐实”。如此重案，朝野上下，人言藉藉，如不迅速结案，朝廷脸面无光。天津教案办得差不多，朝廷即令曾国藩回任两江，“赶紧严加审讯，以期水落石出”。同时，命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协助曾国藩办案。
曾国藩深知案情重大，心中没底，赴任前试图窥探慈禧太后的态度，便上奏“恭请陛见”，得到允准。1870年10月30日，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了他。
太后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国藩对：“这事很奇。”
问：“马新贻办事很好？”
对：“他办事精细和平。”
仅此寥寥数语，不冷不热，不痛不痒，颇令人玩味。不过，曾国藩还是心领神会。朝廷虽然谕旨一道接一道往下发，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骨子里并不是十分重视，其中的隐情，是一个让人猜不透的谜。
既然慈禧太后定下基调，曾国藩办起这件十分棘手的案子也就容易多了。曾国藩办事一向比较严谨，可是处理张文祥刺马案，显然有些粗疏了。这也是看朝廷眼色行事而已。既然朝廷要求国藩把“刺马案”查个“水落石出”，国藩当然要有所交待。1871年3月19日，即为钦差郑敦谨送行这一天，上了一个《复审凶犯行刺马新贻缘由》的折子，上报复审张文祥刺马缘由。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曾国藩等亲自审讯，得知张文祥是河南汝阳县人，1849年间，变卖家产，换得本钱做毡帽生意，到浙江宁波贩卖。在这里，遇到罗法善，一交谈，才知俩人原是同乡，渐渐地来往多了起来。张犯因为在宁波做放印子钱的买卖，便娶了罗法善的女儿为妻，生育一男二女。
咸丰年间，张文祥靠开典当小店为生，雇了一个叫陈养和的人在店里帮工。1861年太平军将攻宁波，张文祥把衣服、银两以及洋钱数百元装入箱子，交给罗氏，要她带着子女出城避乱，张文祥与陈养和留在城里守店。当时，有个叫陈世云的人和张文祥是老相识，在太平军中担任后营护军，太平军攻陷宁波时，暗里差使王树勋到张文祥店内保护，门口插了一面太平军的旗帜，另贴一纸条，以免财产被抢。当太平军在宁波站稳脚跟，便邀张文祥一起参加，还威胁陈养和一同前去。
后来，陈世云带张文祥一起攻打诸暨县包村，陈世法被包村团练击毙，张文祥幸免，曾将这一消息告知陈养和。后陈养和逃出太平军，张文祥继续留在侍王李世贤队下当后营护军，随军至安徽、江西、广东、福建等地。
1864年10月间，太平军陷漳州，时金彪被俘，张文祥一问，原来是同乡，便为他求情，免其一死，并将时金彪留在自己的住所。张文祥见太平军败局已定，暗与时金彪商议一起逃跑。1865年1月间，乘便溜之大吉，投到提督黄少春军营，要献计破敌立功，该营以二人没有可靠的担保人不肯接收，给了盘缠打发他们回原籍。张文祥走投无路，便同时金彪由厦门到了福州。
1865年春，时金彪经人引荐，到浙江巡抚马新贻署中当差，张文祥则在福州当兵。不久，他搭海船回到宁波，得知妻子罗氏被吴炳燮霸占，并骗去银钱，便到鄞县衙门告状，鄞县通过审讯得知罗氏私自改嫁，便判决罗氏由张文祥领回，银钱无凭无据，无法追究。张文祥于心不甘，又因穷困潦倒，无法生活，即在老相识王老四、陶孝扬、吴建工、武德沅等，以及王老四的熟人龙启法、李沅和、杨中和等的资助下，又开店营生，并帮忙销赃图利。后张文祥同龙启泫等来往渐熟，便随龙启法、王老四、李沅和、李海、杨中和乘坐陶湘帼海船，一共七人往定海一带行劫，未能得手。龙启泫等人便投到南田大股海盗那里入伙，张文祥仍旧回到宁波。
到1866年初，浙江巡抚马新贻巡查边境到了宁波，张文祥企图借巡抚大人的威力，来搞垮吴炳燮，随即写下状纸拦轿喊冤，请求巡抚大人为他追回银钱。结果，马新贻不予理睬，掷回状纸。吴炳燮得知此事，洋洋得意，和别人说起，作为笑料。不久，吴又寻机勾引罗氏私奔。张文祥告到知府，知府批交知县，将罗氏追回交给张文祥。张文祥愤怒已极，便逼迫罗氏自尽。
这年10月间，张文祥与龙启沄、王老四在酒店里相遇，倾诉告状非但没有得到巡抚的批准，反而遭到吴炳燮的欺辱，现已家破人亡等情况。龙启法也向他说起，从前投入南田大股海盗中，不幸被马巡抚派兵追捕，陶湘帼、李沅和、李海、杨中和等均被杀死，自己和王老四侥幸逃脱。龙又夸赞张文祥讲义气，可为众朋友报仇，自己也可以报仇雪耻了。张文祥经他一激，当即同意为朋友行刺马新贻。决意已定，就此分手。
1867年8月间，张文祥获悉陈养和在湖州新市镇做买卖，生意不错，于是将子女托付给妻嫂罗王氏照管，自己到新市镇找到陈养和，想合伙开家小押店。陈养和告诉他，马巡抚已出了告示，禁止开小押店，人多可开当铺，如果一定要开押店的话，也只能小做。张文祥于是租了房屋开起张来，把罗王氏及子女一起接到了新市镇。当地地痞流氓见张文祥这店是违法开的，便经常前来敲诈勒索，弄得张文祥连本带利全赔了进去，因而穷而愈愤。
1868年3月间，张文祥到了杭州，得知时金彪在巡抚衙门当差，暗自庆幸，便找到时金彪，托他在衙门里给谋个差使，其他就没有多讲了。时金彪以马巡抚升任闽浙总督，不便代谋差使，念及旧情，将张文祥留在署中款待两日。张文祥没找到机会下手，只好又回到新市镇。
1869年10月1日，张文祥听说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即借口访亲探友为名来到南京。当时，时金彪已随新任布政使李宗羲进京。正愁没办法混到总督署内，忽然看到督署墙上贴有阴历每月二十五日考核武弁的榜文，自以为得计。10月29日，张文祥到箭道窥探，见总督散课时左护右拥，又见总督身穿棉衣，恐怕刺他不死，未敢妄动。心中盘算，等来年夏季衣衫单薄的时候再下手不迟。于是，再度折回新市镇。
1870年5月问，张文祥暂时在陈淀甲等人的店铺内帮忙。到了7月7日，由新市镇上船，8日下午到苏州搭换船只，9日开船，16日抵金陵，17日进城，先住在朱定斋的客店里，等到考课日期到时往箭道窥探侦察。后辗转住到周广彩饭店，暗暗将小刀磨得锋利。8月21日，张文祥一早去校场附近等候马新贻的出现，哪知因雨延期，推迟了一天。
次日，两江总督马新贻在督署右箭道演武厅检阅考核武弁。按老规矩，应课武弁可带随从，允许一般老百姓出入观看。马新贻检阅完毕，走出演武厅，准备由西角门回署。张文祥则在角门外偏南的地方等待。恰在这时，马新贻的同乡王咸镇跪在道上请求资助，被巡捕叶化龙等拦住。马新贻继续往前走，刚到西角口，张文祥立即拔出随身所带小刀，乘众人没有防备的时候，口里喊着冤枉，扑向马新贻，用刀猛刺，结果刺中马新贻右肋偏下的地方。前督臣被刺伤后，大呼来人，差役方秉仁急忙上前将张文祥捉住，夺获凶刀。中军副将喻吉三闻讯赶来，与差役一起将张犯捆绑起来。前督臣马新贻救治无效，于第二天身亡。
尽管曾国藩将张文祥刺马缘由，绘声绘色上达朝廷，但案子却没有任何突破，仍然是魁玉、张之万审理的结果，只不过重新梳理了一下。当时魁玉、张之万的折子上呈后，朝廷就感到疑窦丛生，如此大案，张文祥所供挟恨报仇，以及受龙启泫指使等情，“恐尚有不实不尽”，令人难以信服。而且，张文祥被擒时，口称“养军千日，用军一朝”，这话像长了翅膀，很快传到了北京，户科掌印给事中刘秉厚等上奏朝廷，据此认为，刺马绝不是张犯一人挟仇逞凶，幕后必然有人主使，这是毫无疑问的，请求朝廷饬下曾国藩，严加审讯，彻底根究，一定要挖出幕后之人，为马新贻洗冤。还说，如果以张犯一人挟恨报仇，或借故以大化小，匆匆结案，将不足以服人心而肃纲纪。
案情的关键在此，曾国藩当然回避不开。所以，他在奏折中轻描淡写，解释说，就“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屡经审讯追查，该犯坚持说乃是因为受了龙启沄等人的帮助，让他为朋友复仇，发泄自己的忿恨。该犯以前确实受过龙启沄等人的恩惠，既然龙启沄等指使他报仇，所以被擒时才口出此言，也是很自然的，此外并没有其他人主使，也没有知情同谋之人。然而，按张文祥供词来定案子，刺马的动机太过于单纯轻微，当然不足以服人。曾国藩如此含混奏结，无疑是在借故以大化小。
张文祥刺马，全国上下，传闻纷纷，更可怕的是，它涉及到统治的内部了。当时有个叫王家璧的太常寺少卿，上奏朝廷说：臣在陕西听说，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犯了案，应归马新贻查办，丁日昌托人求情，马新贻不领情，所以导致出这场祸变。陕西在偏僻的西陲，尚人言藉藉，江南就更不用说了。按理说，丁日昌身为巡抚大臣，其子所犯的案子并不比此案重大，何至于纵子胆大妄为？但是使人不能不产生疑问的是，前云南巡抚徐之铭就有指使何有保杀害陕西巡抚郑尔恒的事情，路人皆知，可是至今无人检举揭发，罪犯也未受到应有的惩罚，不足以警告企图效法的人。
丁日昌本来是个虚伪阴险的小人，江南大小官员很多，此事不怀疑他人，唯独怀疑该巡抚之子，难保事出无因。或是其子妄为而该抚不知，或者人人知道他赴天津协助曾国藩查办教案，指使刺马不会被人怀疑，总而言之不得其详。还有，臣等都是马新贻的同僚，听到马被害的消息，无不义愤溢于言表，只有丁日昌好像不知道有这回事，令人费解。因此，建议将丁日昌之子原犯案件统统交给会审大臣，破除情面，秉公查办。
问题既然提了出来，曾国藩也就不能不作个答复。不过，1871年2月2日，朝廷给曾国藩、郑敦谨一道“寄谕”说，王家璧所奏，仅仅得自传闻，而且丁日昌之子丁惠衡前因不能约束家丁范贵闲游妓馆，已经由丁日昌自行奏明交马新贻审拟奏结，用不着再提审讯问了，继续审查“有无另有主使之人”。朝廷有此命令，曾国藩就好交待了。3月19日，他专门上了一个《复奏马新贻被刺一案犯供无主使实情片》，说什么：丁惠衡不能约束家丁一案，先由其父丁日昌奏交马新贻审查办理。马新贻据范贵等供词定案，并未将丁惠衡传讯，仅请将丁惠衡交部议处。嗣后，丁日昌自请将其子革职。
就是说，丁惠衡一案事先的举报揭发，以及事后的从严革职，均由丁日昌自行奏办，用不着向马新贻求情，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此案有没有另外的主使人，臣等将张文祥熬审20余日，据该犯坚持说，如果另有主使人，他完全可以据实供出，这样既可以减轻罪名，又可以免受严刑拷打之苦。臣又将张文祥的子女亲戚以及好友武定帼等调来，要他们从旁设法劝诱其招出实供，结果是既与丁惠衡一案毫无牵涉，也没有任何另外主使之人。因此此案去年的原审案情，与今年的再审情节没有什么不相符合的地方。太常寺少卿王家璧所奏，得自传闻，没有再议的必要。
曾国藩深感案情重大而复杂，越审越可怕，赶紧结案。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再三审讯，该犯还是坚持以前的口供，已熬审20余日，该犯屡次绝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奄奄待毙，如旦夕丧命，反而让他逃脱残酷的死刑，所以应该迅速了结此案。
结案并不难，张文祥胆敢戕害重臣，这是对清朝统治者的藐视，“情同叛逆”，何况张文祥实属“漏网发逆”，又与浙江南田海盗有勾结，凡此都是大逆不道，“罪大恶极”，理应凌迟处死。1871年4月3日，曾国藩将张文祥押赴刑场，凌迟处死，并在马新贻灵柩前摘取张文祥的心进行祭奠，以伸张国法而告慰忠臣英灵。沸沸扬扬半年多的“刺马案”，总算落下帏幕。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国藩经办此案，粗疏含混，对张文祥这样刺杀朝廷重臣的要犯，竟始终不敢用刑，名义上怕用刑万一“瘐死狱中，谁执其咎？故始终不敢用刑”，实际上还不如说是怕逼出幕后主使人。正因为如此，承审大员孙衣言、袁保庆拒绝画押结案。
曾国藩办案粗疏，当然是有意的。他毕竟是老谋深算之人，他从慈禧太后冷漠的态度，已嗅出此案绝不是一件简单挟恨报仇的谋杀案，它涉及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当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马新贻1847年进士，以知县分发安徽即用，1863年授安徽按察使、布政使，1864年升浙江巡抚，1866年擢闽浙总督，仕途通达，1868年竟代曾国藩总督两江兼通商事务大臣，“必有为之张目，隐倚以抗湘淮诸帅者”，如果这种说法可信，那么，曾国藩就更有理由含混查办，匆匆草草结案了。
张文祥处心积虑，奋不顾身行刺马新贻，“非深仇不至此也”。无论“漏网发逆”、泄愤雪耻，还是仗义为友报仇的侠义行为，都难免有所疏漏，难以自圆其说，必有幕后主使者无疑。“主使人”究竟是何人？这是一个谜，最大的可能是丁日昌，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可是朝廷何以不让追究？曾国藩何以不敢追究？既如此，说“刺马案”与丁惠衡案没有牵连，有谁肯信？
再从慈禧太后冷漠的态度看，马新贻不仅结怨了同僚，而且失宠于清廷。失宠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他对传教士过分亲近，这是有道理的。马新贻对传教士“极友好”，甚至传说他在上海受洗人教，这未必是事实，但他的亲教政策，的确获得洋教士的交口称赞，认为“这在中国当时的官场中很难得的”，但却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1870年4月，陈国瑞来到南京，在布政使梅启照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谋划攻击洋人，印出大批小册子，散发传教士杀小孩的骇人新闻。马新贻和江宁知府立即来个全城戒严，逼得陈国瑞逃到天津，洋人执意要他的头颅，说他是天津教案的罪魁祸首。经曾国藩的极力辩解，才算安然无事。而马新贻上奏朝廷，极力为自己的亲教行为辩护，斥责天津官员的严重失职，放任其“横行霸道”。马新贻没有领会到朝廷为维护国体保护天津官员之意，火上浇油，慈禧当然恼怒。“那些被严厉斥责的人是决不会放过他的”，结果，马新贻被刺。没过多久，江宁知府在衙门里悬梁自尽，又衍生出了一桩公案。当时教会认定：“南京总督和南京知府之死，是因为他俩曾阻止陷害教会而与要人结下了怨仇，我们虽找不到其他不容置辩的证据，但当时南京、上海的人们都是这样认定的。”
看来，马新贻之死，他的亲教政策也是一个诱因。马新贻身后之典，备极恩荣，特诏加太子太保，入贤良祠，以总督阵亡例予恤，安庆、南京、杭州、荷泽建立专祠，奖之唯恐不力。这样做的目的，旨在堵教会之口，以免引起外交上的麻烦。
总而言之，张文祥刺马案绝不是一般性的案件，而是一起极为复杂的政治谋杀案，案子的真相如何，因曾国藩在朝廷的暗示下含混结案而终于未能“水落石出”，甚至凌迟处死的是不是“刺马”真凶，都很值得怀疑，这实在是个谜。这桩历史公案，是被慈禧太后和曾国藩联手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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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马案之所以成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不仅是刺客张文祥刺杀成功之后，愣是没跑，哈哈大笑之后，甘愿被捕；还因为案发之后，在江宁将军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两江总督曾国藩、刑部尚书郑敦谨四位朝廷大员历时八个月的审理之后，愣是没有查出刺客背后的主使，最后只得以勾结海盗、报私人恩怨的结论草草收场。
刺马案案情及背后主使。
据第一批审理此案的魁玉和张之万得出的结论显示：张汶祥本河南汝阳人，早年在宁波经营一家典当行，太平军经过，因为里面有熟人，他参加了太平军。在1864年太平军溃败前夕，张汶祥回到家乡，发现妻子已经被恶霸吴炳文霸占，家里财物也被劫掠一空。张汶祥到当地官府告状，领回妻子，但是财物无法追回。在生活陷入困境之时，张汶祥认识了一个海盗，叫龙启云。龙启云出钱帮张汶祥重新开起了典当行，经常利用典当行销赃。
在马新贻任浙江巡抚的时候，到宁波巡视，张汶祥拦轿喊冤，希望王炳文赔偿自己的财务损失，马新贻对此等小事不予理睬，反而发现张汶祥的典当行是违规经营，立刻给取缔了。接着马昕贻又派兵捕杀了龙启云的很多兄弟。
在诸多打击之下，张汶祥决定刺杀马新贻。在同治九年（1870年）的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在校场检阅部队，当时围栏外人员众多，都想一睹两江总督的风采，在检阅完部队，经过箭道回署衙的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操着菏泽口音的人喊了一句：“大帅！”马新贻一听是老乡，停止了脚步。
就在这一刹那间，张汶祥冲了上来，一步跪在马新贻面前，双手托着诉状，说到：“请大帅为草民申冤！”马新贻接过诉状的同时，张汶祥掏出一把匕首，深深的刺入了马新贻的右肋，马新贻口吐鲜血，倒在地上。
这是官方公布的刺马案细节。在民间还有几种说辞：
一.复仇说。张汶祥曾经参加过捻军，马新贻在任浙江巡抚期间出兵攻打，张汶祥与其结拜兄弟邱树青、龙启云结寨落草。后来，张汶祥加入太平军，邱树青与龙启云被马昕贻剿杀。
二、夺妻说。张汶祥曾经是捻军的一个小头目，马昕贻在镇压捻军失败被俘。马昕贻策反了曹二虎、时锦标和张汶祥，并结拜为兄弟，承诺富贵不相忘。马昕贻被释放，造假捻军被灭，得到朝廷嘉奖，升任浙江巡抚。兄弟三人得知马昕贻出人头地，做了高官，前去投奔。谁知，马昕贻垂涎曹二虎妻子美色，与其勾搭成奸，并设计杀害了曹二虎。张汶祥逃走，发誓给兄弟报仇。
三、督抚不和说。时间要从马新贻被害一年前说起，此时丁日昌任浙江巡抚，在苏州办公。马昕贻任两江总督，在南京办公。
1869年10月的某一天，丁日昌的儿子丁惠衡和侄子丁继祖到苏州逛妓院，与两个太湖水师的兵勇发生口角，恰逢苏州亲兵营巡防，看到丁少爷被人欺负，抓捕了那两个太湖兵，打了其中一个四十军棍，没想到把他给打死了。太湖水师气不过，一表折子捅到了朝廷那里，朝廷让马昕贻出面审理。
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丁日昌的儿子丁惠衡跑了，马新贻来了个缺席审判，革去了丁惠衡的官职。丁日昌是曾国藩的嫡系，从此二人结下梁子。在马昕贻检阅部队期间，丁日昌没有陪同上司，而是于前一天离开，随后出现了刺马案，这很说明问题。
以上是导致马新贻死亡的几个版本，其实，只要我们把这一迷案放进当时的政局来考虑，不难发现马新贻的死因。
一、当时的局势。
攻克天京之时，曾国藩手握两江总督，统领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军务及财政大权，是当时清廷的赋税重地，在地方大员里面，位置仅次于直隶总督，但是实权远大于直隶总督。
当时清廷一共有八个总督，其中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是湘系出身，此外四川总督骆秉章、两广总督毛鸿宾都与曾国藩交好；在两江巡抚里面，李续宜、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也出自湘淮系，可以说整个江南半壁江山已经落入湘淮系军阀之首。
对此，清廷整日忧心忡忡，密切关注曾国藩的钱一举一动。
在曾国荃攻入南京之后，满心希望清廷能够兑现咸丰帝临终承诺，破金陵者为王。但是，曾国藩没有收到封王的诏书，等来的是的是朝廷严厉的斥责，因为幼天王洪天贵福跑了。
曾国藩知道朝廷在猜忌自己，立刻上书朝廷裁撤湘军，很快，30万湘军被裁撤的仅剩27000。
这样，朝廷还不放心，急令官文率军20万镇守长江中游的武汉；富阿明镇守下游镇江、扬州；曾格林沁驻扎江北的安徽；直隶周围布置近百万绿营军。
在分化、提防完成之后，慈禧太后在1868年8月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放到京城附近看管起来。
到这一步还没完，接替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的人选就是非湘系的马新贻。马新贻与李鸿章是同年进士，从合肥到庐州再到安徽省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假如没有清廷的刻意培养，马新贻不可能爬的这么快。
清廷扶马新贻及地方团练的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抗衡、制约湘淮系集团的势力。
二、马新贻去江南的任务。
马新贻上任之前，主动找到慈禧，接受“训示”。出宫之后，马昕贻忧虑异常，大汗淋漓。按照常理，地方大员进京，需要拜访各处官员，然而，马昕贻没有任何走访活动，直接回到家乡菏泽祭祖。祭祖之后，他又吩咐家人，此去江南凶多吉少，如有不测，万不可上京闹事，维如此，方可自保。那马昕贻接受了什么秘密任务，是他感觉到自身难保？
慈禧给了他两个任务：继续打压裁撤湘军、查出太平军国库库存银的下落。
马新贻到任之后，把2.7万人的湘军一下子裁撤了1.4万，同时秘密调查太平军财宝的下落。
在即将水落石出之时，刺马案出现。这不能不让人细思极恐。
结束语：
刺马案发生之后，为了避免江南官场震动，慈禧认可了郑敦谨和曾国藩的二审结果，以勾结海盗谋逆罪，处张汶祥凌迟，并挖心祭奠马新贻，加封马新贻太子太保衔，入贤良祠。
从此以后，两江总督的位置从没有旁落湘系将领，直到湘系高级官僚逐步去世，朝廷才改派他人。
至于被裁撤的湘军士兵，因没有妥善安置，多数被当时的秘密组织哥老会吸收，在后来的起义暴动、辛亥革命中，都有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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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已被树立为大清平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典型，张汶祥刺杀马新贻明显是湘军所为，如果追查到底的话，大清自己树立的典型就会崩塌，平定太平天国的地方团练武装就会对大清失去信心，大清的结束日期必然会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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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刺马案，清朝四大疑案之一。
因为，被杀的人官位高，流传的版本多，导致整个案件扑朔迷离，充满着种种悬疑。真相到底是什么？抽丝剥茧，罗列种种蛛丝马迹，真相就会呈现在眼前。
一、刺马案基本情况。
被杀者：两江总督马新贻，享年49岁。
杀人者：张汶祥，在众多保镖护卫下，刺马成功。
背 景：曾国藩等人平息了太平天国运动，势力非常大，虽然曾经解散了不少湘勇，但门生故吏、大量下属在江南自成一派，左右着整体局势，有点尾大不掉。
于是，慈禧太后调曾国藩去担任直隶总督，马新贻接替了曾国藩的位置，两年之后，马新贻被刺，从此生死道消。
版 本：马总督被刺杀，当时的版本有很多个，最主流的传说版本有两个。
版本一：这个版本堪比写好的电影剧本，色彩斑斓，有兄弟情义，还有三角恋。
据说，张汶祥曾经是太平天国余孽，当过海盗，当过叛匪，在一次和官军对战中，把官军负责人马新贻活捉了，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张汶祥等人想要上岸，马新贻就此成为了最重要的跳板，于是，张汶祥、马新贻、曹二虎、石锦标四人结为了兄弟。
后来，马新贻的官越做越大，而且此人极其好色，把曹二虎的漂亮老婆给睡了。
睡就睡了吧，见曹二虎发现了，马新贻一不做二不休，把老曹给暗算了，于是，张汶祥为了报仇，行凶杀人。
这是流传非常广的一个版本，是不是感觉很熟悉？没错，这就是电影《投名状》的原型。
神奇的是，这个版本是最先出现的，张汶祥这边杀人，那边传说就开始了，很快还编成了戏文，开始在南方快速流行…..
版本二：是说因为私仇寻恨，导致马总督被杀。
这个版本出现的时间稍微晚一些，是根据各种审判结果，以及当事人的口供，得出的版本。
这版本说的是，张汶祥曾经是太平余孽，后来兵败成了海盗。
很遗憾，这些海盗兄弟们，本想过一过新的生活，但是被铁腕官员马新贻严打，灭了不少，因此，逃过处理的张汶祥怀恨在心。
后来，张汶祥的老婆被某官员强占，向马新贻告状时，却不曾理会，于是，恨意再增。
而为了谋生，张汶祥又成立了一个黑当铺，又被马新贻查没，因此，就有了杀人的心思。
这个版本的可笑之处在于，张汶祥这样的小人物，怎么会被马新贻屡屡惦记上？要知道，1858年时的马新贻已经是道台级别的人物了，下面有很多人办事的。
其实，另外有一个真正的版本，知情人不敢多说，只会悄悄地说，而很多年后，留意于这个案件的人们纷纷惊叹，这才是真相…….
什么是真相？先看看发生了什么，再看看疑点
1、马新贻被刺前后发生了什么？
马新贻是个文官，但为人精明，做事果敢，也是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1864年，马新贻成了浙江巡抚，干得风生水起。1865年，他升成了闽浙总督，这已经是绝对的封疆大吏了。
可是，慈禧太后的调令来了，让他担任曾国藩的职务，做到两江总督的位置上。而曾国藩调去做了直隶总督。
慈禧太后的良苦用心，懂政治的人一眼就能看透。
而马新贻还没上任，就被慈禧召见到京城，短短几天，被召见12次之多。最后一次出来时，马新贻竟然满脸紧张，似有惶恐之意。
上任之前，马新贻回了趟山东老家，叮嘱家人：如果自己出什么意外，千万不要去京告状，而是要低调隐忍，方能化险为夷。（家里人后来说的）
上任之后，马新贻做了两件事，第一进行裁员裁军，就此，好几万人被裁，而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们感觉到了一丝寒意。被裁的湘军，没有回家去老老实实种地，很多加入了哥老会，或者其它帮派，开始了祸害百姓的生活。
两年之后，马新贻被张汶祥刺杀。结案后，有湘军成员给张汶祥立碑祭拜。
马新贻被杀，引起朝野上下的一片惊呼，开始查案。
第一波来审判的官员是：江宁将军魁玉、藩台梅启照等人，几天后，又加入了漕运总督张之万。几个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拖拉拉，也不上刑罚。
一顿折腾后的审讯结果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谁任其咎？
啥意思？这事太重大了，动不动用刑罚，案子没审出头绪，人死了，谁负责任？
总之，这几人，就这样拖着，慢慢审着，最后，上了一个奏折，其内容是：通过数次的审讯，张汶祥前后口供一致，就是为了报私仇！
事情到了这里，慈禧太后很郁闷，如何应对，查还是不查？查。
这次，派出去的人是两个重量级人物，一个是曾国藩，恢复两江总督之位；一个是号称“铁面无私”的刑部尚书郑敦谨。于是，一副画面出现了，郑敦谨在审案，旁边坐个曾国藩，这案子怎么审？
审来审去，疑点重重，郑敦谨问曾国藩如何进一步审理，曾国藩淡淡地说：“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话到这里，只要不是傻子，就知道不能再审了。
于是乎，刺马案终于结案了，历时一年半左右，杀人者张汶祥被判凌迟。
2、那些不能忽视的疑点。
刺马案，过去了一百多年，仍然被人们拿来说，说明此案绝不简单，绝不是一般的私仇报复。
我们看看一些疑点。
疑点一：马新贻上任前被慈禧叫去，见了12次面，说了什么？
慈禧如此重视此事，说明有着大心思，目的无非两个：
一是要查太平天国破了之后的巨量财宝的去处。要知道，太平天国败了后，偌大的南京，竟然没有任何的财宝，曾国藩说是一把火给烧完了，真是如此吗？慈禧是不信的，当时的清朝很穷，她很关注此事。但是，这事要查，势必困难重重。
二是要逐渐调整两江地区（总管江苏（含今上海市）、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官员结构，逐渐稀释曾国藩的势力，让朝廷的风险降到最低。
除了这两件事，再无大事，再也没有能让马新贻惶恐之事了，因为这两件事会得罪人，而且是很多人。
2、张汶祥此人到底是何来头？
张汶祥是什么来头，并没有详细资料，但有传言称是湘军中的一位。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张汶祥死后，湘军一些骨干，竟然为其立碑祭拜。这事就奇了怪了，如果是一般的罪犯，何必如此？
而且，张汶祥刺杀马新贻时，竟然出奇的顺利，护卫没起什么作用，人家单刀直入，穿过护卫群，顺利刺杀张汶祥，如果这没有内应，打死我都无法相信。
有意思的是，这边“刺马”刚成功不久，那边连“情杀”的戏文都编出来了，是谁编的戏文？
一看，就是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推波助澜，混淆视听，目的就是为了掩饰真相。
更让人惊奇的是，张汶祥什么来头？进了监狱，竟然不被用刑，理由那么奇葩：害怕打死了！清朝执法真的那么文明吗？骗鬼吧！
张汶祥此人不简单，绝不是为了私仇而来。
3、审案的官员安排，有问题。
第一波主审官员中，魁玉是个旗人，但和曾国藩的关系匪浅，也是平定太平军的官员之一。梅启照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张之万都快退休了，会惹一身骚吗？
于是乎，案子拖了不说，审的效率也极差。
很明显，第一波官员的安排有点问题，忽略了一些事情。
第二波官员，不就是曾国藩和郑敦谨两人吗？
曾国藩端坐在那里，不发一言，郑敦谨询问时，曾国藩直接建议维持原判，不审了，郑敦谨难道嗅不出什么味道？
刚把曾国藩调到直隶两年，又把曾国藩调回来，已经说明了问题。
真相
重重疑点，指向了同一个结果：马新贻就是曾国藩手下人安排刺杀的。马新贻要查财宝去向，又要断很多人的仕途，不死怎么能行？
不过，曾国藩远在直隶，从地理位置和曾国藩一向的为人来看，他不会是直接策划此事的人，而曾国荃却有极大的可能。
曾国藩虽然不是策划人，但后来一定是知情者！
不过，曾国藩被恢复原职位时，朝廷已经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慈禧暂时打消了改变两江地区官员结构的主意，也打消了继续追查财宝的主意，害怕再生乱。
总而言之，刺马案，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报私仇”的案件，种种情况说明，其实是朝廷和地方大员的权力博弈。
虽然，通过“刺马案”没有改变两江的政治生态，但慈禧却在心里把这事记得很深。1872年，曾国藩去世，又过了几年，因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牵连，很多湘军出身的官员被“批处理”，也许，此时的慈禧才算出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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