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7）：黑土地上的爱情（之三）

2004年仲夏，我们兵团一师七团二营（黎明农场）老八连部分知青在北京相聚。聚会上，我中学同学YSF也在座，她是我的另一个同学CMM的夫人。
CMM在中学时代就是才华出众且有号召力的人物，他的父亲是老革命，后脖颈子上有一道被日本鬼子砍伤的疤痕，曾经担任过哈尔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文革开始不久，就靠边站，之后还进了“牛棚”，整个家庭都受到了冲击。
在学校里，我和CMM是至交好友和红后代战友，1968年9月10日上午我们俩同一天，同一班列车去了北大荒，那年我19岁，他18岁。
YSF由于家庭原因没有和我们一起走，但是她和CMM之间的情感早已为同学所知。终于有一天，YSF只身一人，追随我们的足迹，坐上北去的列车，也来到了我们7团2营，被分配在水库连（后来并入了我所在的老八连）。
虽然水库连和CMM所在的连队相距有20多里地，但是他们也终于结束了鸿雁传书的日子，可以用连队的手摇电话通通电话，可以在周日里沿着风雪弥漫的土路，到对方的连队聚聚。
1971年年末，CMM在艰苦的野外劳动中，感染上了一种可以致命的传染病——流行性出血热。这种疾病的主要传染源是老鼠，得了之后就会发高热、皮肤充血和出血。
我当时在8连，闻讯后坐上”蹦蹦车”（就是柴油三轮车。由于这种车一发动起来通通直响，咚咚地跳个不停，所以叫蹦蹦车），赶到营部卫生所，然后护送他到了赵光的七团团部医院。
这时他已经发高烧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了，但他还是拉着我的手说：“告诉我妈吧。”他妈妈当时是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的护士长，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人脉关系。
于是我连夜在赵光火车站爬上一列正在加水的火车（拉煤的货车），奔回哈尔滨。
顺便说一下，当年很多知青为了在春节前夕回家，都采取了“扒火车”的方式。一是可以省去买票的钱，二是因为车少人多，有钱也很难买上票——但是也因此很多知青在风雪弥漫的严冬季节里，活活地冻死在货车的露天车厢里了。
临上火车之前，我摇通了水库连的电话，请人转告YSF，告诉她了CMM的情况。第二天，CMM父母赶到赵光医院，由于病情起伏不定，只好转院到了哈尔滨。不久YEF也返回了哈尔滨，悉心照料CMM。一直到他基本恢复之后，她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了水库连。
CMM从此再也没回到兵团，1973年秋天我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和时在哈尔滨的CMM同时考上了大学，他进入了向往已久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我由于兵团亲眼目睹大骨节病和克山病的危害，想从医以拯救苦难，所以考进了黑龙江中医学院。
CMM毕业之后，成绩优秀，留在了北京外交部。逐渐成为了外交部翻译室一名初露头角的英文翻译了。这期间，他给我邮来了大量的有关医学方面的外文资料，都是在《美国新闻周刊》、《先驱者论坛报》上直接剪裁下来的，对我及时地掌握国外医学动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此时，YSF还在北大荒，当年她追CMM而去了北大荒，现在却孤身一人留在了赵光农场。
一个在北京、纽约等世界级的大都市中穿梭，一个在黑土地上的穷乡僻壤中劳作。
但是他们的爱情没有因此而消失，历经了很多磨难和曲折，相互不弃不离地守望了5年之后，终于在1978年成婚。弹指算来，他们从相恋到结婚，整整走过了十个年头。十年“苦恋”，有情人终成眷属！
后来CMM被组织派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又先后出任中国驻新西兰、瑞典大使。有一年，CMM回国述职后准备回瑞典时，我和另外一位十八中同学、知青战友苏江正好在北京，便一起看望他。苏江还特意写了一首诗，诗情画意之中，也饱含着深切的叮嘱。其诗云：
昨夜春雨敲南窗，朝闻老友忽还乡。
佳肴美酒庆相逢，同学执手诉衷肠。
遥想当年小白房，英华文笔少年郎。
豪情壮志战风雪，青春热血洒北疆。
人生风雨六十载，今又豪情下西洋，
莫道他国无知己，心中常有YSFang！
不久，YSF也出国协助夫君的工作。有一次，YSF在斯德哥尔摩给我回复了一份电子邮件，表述了他们在国外的繁忙，也体现了对丈夫关爱的殷殷之情：
我们在这都好，就是MM比较工作狂，他在哪里，哪里就忙。有道是学无止境，工作也是无止境，所以就忙啊！希望你能有机会来这儿休息而不是工作。保持联系，保重！
我很是钦佩YSF，她无论是在CMM家庭“遭难”的时期，还是在CMM身患重病的时刻，无论是在长久别离的时候，还是在其他险恶的情况下，都不背叛自己的感情，使他们两情相悦地共赴前程。
由此，我想到了在我们连队知青中经常哼唱的一首前苏联卫国战争中的歌曲——《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这深情而不缱绻的旋律，好像和黑土地上的春风一起，依然长久地在耳畔盘旋着……